对章句训诂与心性义理的双重超越章学诚经典阐(9)

历史性视角是章学诚“史学”阐释学超越传统经学阐释学的高明之处。儒学在孔、孟、荀那里原本是有历史性视角的，只是到了“经学时代”之后，经生们争先恐后地神化儒家经典和圣贤，渐渐把儒学教条化了，因此也就失去了历史的眼光。而在章学诚眼里，一切都处于历史变化之中，无论是典章制度还是日常生活，即使为儒者推崇备至的“六经”也是历史的产物。他的这种历史性视角首先表现在他的“时会”观念上：

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盖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时会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时，而冬令告一岁之成．亦其时会使然，而非冬令胜于三时也。故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时会适当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圣，逊于周公也，时会使然也。(内篇二《原道上》)

在这段短短的文字中，“时会”一词出现了五次之多，周公制礼作乐，集夏商以来礼乐文化之大成，并非仅仅凭个人智慧，乃是“时会”使然；孔子不能成为像周公那样的集大成者，不是因他的智慧不如周公，同样是“时会”使然。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里所谓的“时会”，就是指那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各种条件之汇聚，亦近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谓“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之合力”说，以及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多元决定与结构因果观。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与言说主体的现实需求相互碰撞、相互融汇，就构成一种无可遏止的强大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刚好顺应并代表了这一历史必然要求的人，也就成为划时代的历史人物。具体到周公和孔子，“时会”主要是指各种具体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周公成为上古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夏商以来积累的各种礼仪文化与周代贵族等级制的现实需要相结合的产物；孔子成为儒学创始人，是在现实中被严重破坏的周代贵族礼乐文化传统与士人阶层现实关怀相结合的产物，都是“时会”使然，是对“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回应。章学诚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古代典籍，也就自然而然地破除了罩在“六经”之上的神圣光环，真正把“六经皆史”的观点落到了实处：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字之用，为治为察，古人未尝取以为著述也；以文字为著述，起于官师之分职，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无言。”欲无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后世载笔之士，作为文章，将以信今而传后，其亦尚念欲无言之旨，与夫不得已之情，庶几哉！言出于我，而所以为言者，初非由我也。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话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与功德相准，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内篇二《原道下》)

文字和著述都是历史的产物，原本都与社会治理有着直接关系，这是符合历史发展之实际的。官师分职、治教二途乃是著述的直接原因，也是历史的事实。孔、孟、荀等先秦儒家思想家的志向都是改造现实政治，著述对他们来说都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这也是符合实际的看法。因此，“六经”不过是古代圣贤的政治经验而已，丝毫没有神秘色彩，也不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之物。对于后世而言，“六经”所讲的道理，可以通过注疏阐释来揭示，而许多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六经”不可能涉及，那就需要后来之人参照“六经”的精神著书立说加以阐发。因此，一切的著述都要像“六经”那样从现实需要出发，以解决现实需求为目的，不能把著述当作个人追名逐利的资本。章学诚从历史视角对“六经”和著述的理解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他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认识到个人的精神需求也是历史所当然，借助于著述表情达意，超越于政教伦理之上，也同样是“时会”使之然。

章学诚用这种历史性视角审视古今学术发展，发现学术“风气”或“风尚”之于人们学术判断的负面影响：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225/4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