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章句训诂与心性义理的双重超越章学诚经典阐(8)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故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圣人有所见，故不得不然；众人无所见，则不知其然而然。孰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无所见也，不可见也。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为道也。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阴一阳之迹也。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内篇二《原道上》)

圣人虽然不能创造“道”，却可以了解“道”，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合乎“道”。在这一点上，章学诚是继承了荀子以下历代儒家的说法，圣人是“道”的发现者、传承者。然而，在这里章学诚又进而指出，圣人之所以可以了解“道”并合乎“道”乃是由于他能够“学于众人”。这就等于说，“道”不在别处，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那么，这是不是说儒家历代相传的“六经”之类是毫无用处的，只要观察百姓日常生活，从中寻觅大道就可以了呢？章学诚显然不是这个意思，他反对的是把儒学玄学化、知识化，从而失去了其实践品格。儒家经典与过去的百姓日用、典章制度直接相关，是往圣对“道”的体察，对后世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后世有识之士则须把古代典籍所蕴含之“道”与当下现实的百姓日用结合起来才行，因为历史是变化的。正因为有鉴于此，章学诚才不遗余力地批评“离器而言道”的做法：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 其后治学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时之掌故，经师传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然而历代相传，不废儒业，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内篇二《原道中》)

这段话极为重要，不仅表明了章学诚对“道”的深刻理解，而且也阐明了他的阐释学的基本原则。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1)“道”“器”不可分，“道”乃“器”之“道”，“器”乃“道”之“器”。“道”“器”不分原本是儒家基本观点，二程有“器亦道，道亦器”[8]之说，朱熹也说“可见底是器，不可见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9]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从《易传》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开始，即隐含着尊“道”而贬“器”的倾向，到了程朱后学那里，更是普遍地扬“道”而抑“器”，仅仅把“器”视为工具，把“六经”视为“载道之器”。同时出现的另一个极端则是无视“道”之存在，泥于“器”中不能自拔，把名物训诂视为学问之全部，清代考据学就是如此。显然，这两种情形都是章学诚所无法接受的。(2)“六经”与“道”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一方面，“先王政教”与“官司典守”已然不在，人们所能见到的就只有记载着这些内容的文献材料。孔子之所以“述而不作”，目的是让后人能够根据这些可以看得见的“器”来思考先王那不可见的“道”，所要避免的是“托诸空言”“离器而言道”。另一方面，由于“治学相分，不能合一”乃是无可奈何的必然之事，故而后世儒家又不得不把“六经”视为载道之书而世代相传。于是就出现了“守六籍以言道”，即“离器言道”的现象。如此言道之结果只能是“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论者越是自以为把握到“道”，则离“道”愈远。“道”成为书本知识，人们纷纷于书本之中探赜索隐，并著书立说以求道，不惟诸子百家各道其道，儒家内部也各人有各人之道，于是“道”就成为私有之物，成为人们追名逐利之手段。原因很简单，根本就没有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或者存在于书本之中的，亘古不变的“道”。那么，处于“政教分离”“治学分离”时代的儒者如何才能摆脱这一困境呢？章学诚所倡导的“史学”阐释学给出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引入阐释的历史性视角；二是引入判断与评价的公共性标准。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225/4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