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章句训诂与心性义理的双重超越章学诚经典阐(7)

三、章学诚“史学”思想之阐释学意义

如果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确实存在着一种渊远流长的经典阐释学(4)有学者为严谨起见，不愿意在广义上使用“中国古代阐释学”这个概念，而代之使用“中国阐释传统”，这是很有道理的。如傅永军的《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现代转型的路径选择》[7]就是如此。。孔子的“述而不作”、孟子的“说诗”、荀子的“辩说”都是对古代遗留典籍的阐释或再阐释，其中包含的关于阐释的目的、方法、评价标准等问题的反思都属于阐释学的范畴。儒学是如此，其他诸子之学也同样如此，各有各的阐释学统序。就儒学的两千余年的发展演变而言，某种意义上说，就可视为一部经典阐释学的历史。但是，并不是儒学范围内的所有言说都可以看作是阐释学。例如，章学诚所批评的那种“考据之学”就不是阐释学，因为这种学问仅仅以辨明字义对错、版本优劣、书籍真伪为目的，并不涉及意义问题。“词章之学”重在布局谋篇、锻词炼句、韵文偶语上下功夫，虽然涉及意义，却也不是对经典的阐释。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义理之学”固然属于经学阐释学范畴，但是往往“离器而言道”，有近于“作”，用今天的话说叫作“过度阐释”，同样不是章学诚所认可的学问路径。章学诚所选择的则是“阐释”之路。他认为，古代儒学典籍的意义是靠阐释才得以彰显的，即“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三传’之作，因得各据闻见，推阐经蕴，于是《春秋》以明”(内篇五《史注》)。因此，通过“推阐经蕴”而传承儒学精神也是他的学术志趣之所在，即“撰述文辞，欲以阐古圣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内篇二《原道下》)。他又说：“至于内得诸心，上通于道，古人精微由我而阐，后学津逮自我而开，将以有功斯世而不欲苟以名传，则犹未也。”(外篇三《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那么，章学诚的“史学”阐释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学问呢？

阐释学方法、路径总是与阐释的目的直接相关。为什么要阐释？当然是为了揭示意义。离开了意义也就无所谓阐释。然而，“意义”是多层面的，有显隐、深浅之别。阐释的对象是指那种“深藏不露”的意义。假如意义是文本已经说出来的，一望而知，一切的阐释就是多余的。所以，章学诚说：“才雄者健于属文，矜其艳于云霞，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间。’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内篇二《原学下》)“知其然”者是已经说出来的道理或已经如此的现象，是无须阐释的。需要阐释的是“所以然”，即决定着说出来的道理或已然如此的现象背后之原因。在章学诚看来，真正的学问就是要追求“所以然”。如果以“名实”关系言之，则最高境界是“忘名而务实”，即直接抓住根本去践行，不必考虑“名”的意义，这是只有“生而知之”的圣人才可以做到的。最低的境界是“循名而忘实”，即滞留在话语层面而忘记了根本之所在，词章之学和考据之学均属此类。中间的境界则是“因名之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则知当务而可自勉矣”(内篇三《黯陋》)。也就是根据典籍所言而究其所以言，从而明了自己所当为。如此看来，章学诚的“史学”既不是考据之学，也不是义理之学，而是一种中国式的经典阐释学，这一判断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章学诚的经典阐释学目的是要从古代典籍中寻觅其意义。对他而言，这个意义就是上面所说的文本背后隐含的“所以然”。需要强调的是，对“所以然”的追问与揭示乃是章学诚阐释学思想的独特性之一，对传统儒学来说，对圣人经典能够“知其然”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很少有人会进一步追问其“所以然”。正是基于如此才追问，章学诚对“道”的理解也就不同于传统儒学：

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内篇二《原道上》)

这里的“道”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也不是圣人的发明，它就是使事物如此这般的那个缘由。人们可以看到的是事物的如此这般，而使事物如此这般的原因则是人们看不到的，这不能看到的东西就是“道”。由此可知，章学诚所说的“道”就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在强调“道”的万事万物本自具足这一点上，有近于老庄的自然之道。所不同的是：老庄之道就是指万事万物之自在性、本然性本身，所以说“道法自然”；章学诚的“道”则是指那个使此物成为此物的道理和原因，并不等于事物本身的存在样态，而且主要是就人伦日用而非自然事物而言的。那么，“道”是如何为人所知的呢？他说：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225/4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