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章句训诂与心性义理的双重超越章学诚经典阐(11)

六书小学，古人童蒙所业，原非奇异。世远失传，非专门名家，具兼人之资，竭毕生之力，莫由得其统贯。然犹此纠彼议，不能画一，后进之士，将何所适从乎？或曰：联文而后成辞，属辞而后著义，六书不明，《五经》不可得而诵也。然则数千年来，诸儒尚无定论，数千年人不得诵《五经》乎？故生当古学失传之后，六书、七音，天性自有所长，则当以专门为业；否则粗通大义而不凿，转可不甚谬乎古人，而《五经》显指，未尝遂云霾而日食也。(外篇二《<说文字原>课本书后》)

清代汉学家大都秉承戴东原“从字义明经义”“训诂明然后经义明”的治学路径，于音韵训诂之学不遗余力，然而终其一生，字义或许“明”了不少，经义却是不知为何物了。在章学诚看来，这无疑是弃本逐末的做法，文字以及名物之学不应成为了解经义的入门功夫，而应该成为专门之学。至于对经义的了解则是“粗通大义”即可。这是极为通达的见解，也是对当时主流学术之弊的有力针砭。而从学术史上看，其意义在于提出一种经典阐释学的有效方法。这里的关键在于学术的目的，如果把音韵训诂作为毕生的事业，那么是无可厚非甚至值得尊重的；如果要阐扬经义、经世致用，使古代经典有益于当代，那么“粗通大义”就足够了，无须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于个别字音字义之上。显然，章学诚表达的是一种儒学内部的学科分类意识，是对“尊德性”与“道问学”两派治学路径的进一步发展。所不同的是，“宋学”中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乃是居敬穷理、修身养性的两种方式，目的是相同的。而章学诚的“专门之学”与“粗通大义”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学问：一者“求真”，一者“求用”，判然有别。余英时先生认为章学诚乃是“道问学中的尊德性”[4]75，言之有理，但似乎尚不够准确。盖宋儒与清儒的根本差别并不在于“尊德性”和“道问学”。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宋学”乃是“作圣之功”，是心性的自我拷问与人格的自我提升，目的是超越凡俗之功名利禄，达到精神上的完满自足。“尊德性”与“道问学”只是“作圣之功”的两种方式而已，是殊途而同归的；清儒的“汉学”乃是“求真之学”，是对古代典籍的考据、甄别与辨伪，目的是呈现古代典籍之本来面目，不仅没有超越名利的动机，而且不少人把学识广博、资料丰富、考据精审也当作获取名利的资本。如此来说，清儒的“汉学”不惟与宋儒的“尊德性”相背离，而且与宋儒的“道问学”也不能同日而语。因此，余英时先生认为清代学术总体上是走“道问学”之路，而章实斋乃有所不同，是“道问学中的尊德性”，这一看法是似是而非的。而且，章实斋也并无“尊德性”之追求，与那些清代考据学家相比，他只是重视对传统典籍之意义的阐发而已。总体观之，章实斋与他的前辈乡贤王充倒是颇有些相近之处，他们都处身下僚，向往庙堂之上的尊贵与风流；都是饱学之士，却看不惯自己时代的主流学术风气；都希望开创出一条新的学术道路，等等。因此，章实斋的“史学阐释学”的主要旨趣确实是在求真而非求用。但与考据之学所不同的是，他的所求之真不是事实之真而是意义之真，追问“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因此，它是真正意义上的阐释学。纯粹的考据之学，或者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问是他所不能认同的：“而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内篇四《答客问下》)然而，对于宋学的“尊德性”，他也同样持怀疑态度：“记诵之学，文辞之才，不能不以斯道为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纷纷忘所自也。宋儒起而争之，以谓是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内篇二《原道下》)从根本上看，他对宋儒那种成圣成贤的理想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要做的学问乃是在古代典籍、史实的梳理中揭示其意义。所以，当有人说他的学问有近于刘知几之《史通》时，他矢口否认，认为论者“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外篇三《家书二》)。所谓“史意”，综合其所论，应是指史实中蕴含的意义，以及古代典籍不得不如此言说之缘由。章学诚的学术追求不像司马迁、班固那样写出一部名垂千古的良史，而是要对历代典籍所蕴含的内在理路加以阐释，也就是他所谓的“史学义例”。在他看来，以往治史、论史者，无论是“史纂、史考、史例”之类，还是“史选、史评”之属，从未有言及“史学义例”者，这是他的独创性之所在。他虽然从来没有为“史学义例”下过定义，但我们知道这是他的“史学”之基本原则，其主旨不外乎“经世致用”“切于人事”以及对以往及同时代学人之词章之学、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的吸纳。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225/4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