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章句训诂与心性义理的双重超越章学诚经典阐(10)

君子之学，贵辟风气而不贵趋风气也。盖既曰风气，无论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习，而谐众以为低昂，不复有性情之自得矣。(《文史通义》外篇一《淮南子洪保辨》)

历观古今学术，循环衰盛，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势也。学者祈向，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以所得远过前人，圣人复生，不可易矣； 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不如前人之视古昔。(外篇三《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

学术亦如社会现实一样，无时无刻不处于发展演变之中。因此，关于学术的评价标准也随时而变。学者们处于某种时代风尚之中，难免为时风所左右，在学术判断上有所偏好，符合时风者就大加赞赏，背离时风者则肆意贬低。如此循环往复，已成常态。而在章学诚看来，如此为时风左右的学术不是真正的“自得之学”，而是为名利驱使的伪学术。真正的学术，即“君子之学”贵在开辟学术风尚而不是随波逐流。只有真正的“豪杰之士”才能够做到“自得师于古人，取其意之所诚然而中实有所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谓君子求诸己也。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趋向专，故成功也易；毁誉淡，故自得也深。即其天质之良，而悬古人之近己者以为准，勿忘勿助，久之自有会心焉，所谓途辙不同而同期于道也”(外篇三《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做学问不能赶时髦，不能陷于名缰利锁之中，要坚守自己的独立性，一往无前，唯道是求。

然而，人人都自认为是在“求道”，什么才是衡量的标准呢？为解决这个问题，章学诚提出了自己的“公共性标准”，这就是“公”或“公是”之说：

天下有公是，成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圣人莫能异也。贤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尝有知，而亦安于然。而负其才者，耻与庸愚同其然也，则故矫其说以谓不然。譬如善割烹者，甘旨得人同嗜，不知味者，未尝不以谓甘也。今耻与不知味者同嗜好，则必吸糟弃酸，去脍炙而寻藜藿，乃可异于庸俗矣。语云：“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万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可以取信，又从何人定之哉？公是之不容有违也。(内篇三《贬异》)

在这里，章学诚敏锐地论及阐释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即阐释的公共性问题。对于往代人物与典籍，人人都可以阐释，阐释的结果必然言人人殊，莫衷一是。那么，怎样的阐释才是合理的呢？在章学诚看来，这就取决于“公是”。笔者认为，所谓“公是”接近于张江先生在《公共阐释论纲》一文中提出的“公共理性”[10]，是关于阐释之是非对错的评价标准。阐释是一种公共性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任何阐释都必须存在于一个“阐释的共同体”之中，纯粹个人的，离开任何阐释共同体而进行的“阐释”只能是喃喃自语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阐释。在特定的阐释共同体中，总是存在着关于阐释结果的评价标准，这就是“公共理性”，它使得阐释行为获得规范。但是，“公共理性”并不一定是一套复杂的原则或明确的规定，它常常表现为在阐释共同体中，长时期形成的“常识”与“共识”。当然，这里的“常识”和“共识”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而是学术史流变中那些为人们所认同的东西。例如，什么样的学术见解是站得住的，什么样的学术见解是站不住的；什么样的学术是深刻的，什么样的学术是浅薄的；什么样的见解是富于创见的，什么样的见解是因袭旧说的，等等。章学诚举例说：“昔者每怪毛西河氏无端撰《尚书古文冤辞》，恃其才雄学富，言之成理，究不足以为公是也……盖阎氏之书，深沉博奥，用力精坚，实能制伪古文之死命；虽以毛西河之强辞雄辨，不能夺人心之公。”(外篇一《<淮南子洪保>辨》)也就是说，尽管毛奇龄学问广博，看上去也说得头头是道，但是验之于“阐释共同体”的“常识”与“共识”，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辨伪是无法动摇的，因为《古文尚书》之伪不是阎百诗一个人判定的，而是为阐释共同体中的“公是”或“人心之公”所共同判定的。在这里，“公是”判定阎百诗的《尚书古文疏证》乃是有效阐释，而毛西河为《伪古文尚书》所作辩护之《古文尚书冤辞》则是无效阐释。

除了“历史性视角”与“公共性视角”之外，章学诚的“史学阐释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关于“阐释学循环”的处理方式。“阐释学循环”是一种普遍现象，人们只要阅读文本，理解事物，就会遇到这个问题，所不同的是处理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学”与“宋学”的差异，宋学内部之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差异都根源于对“阐释学循环”的处理方式上的不同。“汉学”主张读书先识字，明字义然后明经义，把音韵训诂作为研究经学的入手处，这从道理上讲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大多“汉学”家沉浸其中不能自拔，终生于字音字义之中夹缠不清，至于“经义”则根本无暇顾及了。“宋学”中所谓“尊德性”一派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不仅字音字义、名物制度之类不屑一顾，即使是经义也失去了追问的兴趣，他们孜孜以求的乃是人格境界上的自我提升，即所谓成圣成贤。章学诚则对这两种倾向都不认同，他提出“粗通大义”或“观其大意”的读书法，可谓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的第三条路径。我们来看他的说法：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225/4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