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章句训诂与心性义理的双重超越章学诚经典阐(2)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那些有高远志向的儒家学人，如章学诚者所面对的问题是：传承两千年的儒学向何处去？究竟何为学问？应该如何做学问？是不是除了考据之外就再无学问可言了？是随波逐流谈考据，还是另辟蹊径，开创出一条新的学问路径？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从学理逻辑层面对章学诚“史学”思想及其阐释学意义进行阐述。

一、章学诚的选择

面对上述问题，章学诚干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了既有别于汉学，又不同于宋学的选择。如果按照《易传》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把宋学理解为追问“道”(心性义理)的“形而上”之学，把汉学理解为追问“器”(音韵训诂与名物度数)的“形而下”之学。那么，章学诚选择的就是异于二者的“形而中”之学，他感兴趣的既不是宋儒的心性义理，也不是同时代人趋之若鹜的字义训诂或名物考证，更不是自娱娱人的诗词歌赋，而是标举“道器合一”的 “史学”。在章学诚这里，“史学”有着特殊的含义，不能等同于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意义上的史家之学或史传之学。其“史学”之提出主要是有赖于他对古代典籍如下几个方面的深刻理解：

其一，“六经皆史”的深层意蕴。“六经皆史”是章学诚最为人所知的观点，尽管在他之前的王阳明、李卓吾都有过相近的说法，但都远没有形成他这样大的影响，原因很简单，在王阳明、李卓吾那里只是一时的洞见，并未以此作为一以贯之的治学路径，而在章学诚这里，“史学”是他看待一切问题的基本视角，而且在他看来，一切学问(包括经学在内)根本上都是史学，都只有在“史学”的视域中才有意义。他说：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犹且述而不作。(《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3)本文所引用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均取自仓修良编辑的《文史通义新编》[5]，以下仅注篇名。)

“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 (外篇三《报孙渊如书》)

在这里，章学诚表达了三层意思：(1)三代时期除史书之外别无著作，一切记载全部都是先王之政典，绝无离开具体事物来谈论“义理”或者“道”者；(2)后世之著述，自诸子百家以下，都是源于古代史书；(3)正因为世上一切著作都是或者都源于史书，所以史学就是一切学问之根本，离开史学就意味着陷于空言。那么，把经书看作是史书究竟有什么学术史的意义呢？在两汉的“经学时代”，“五经”不仅是儒生们的进身之阶，而且还是君主官僚政治中被普遍遵循的法典。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6]之说并非夸大其词。自两晋以降，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并不仅仅是书目类别的划分，而且还是一个价值序列。“经”作为古代圣人之道的载体，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刘勰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文心雕龙·宗经》)这也是历代儒者的共识。相比之下，“史”的地位就逊色多了。那么,章学诚把“经”等同于“史”,是否是为了贬低“经”的地位来提升“史”的地位呢？笔者认为不能如此理解这一问题，因为章学诚根本就不是在经、史、子、集的等级序列中来考察“史”的地位问题。他的“六经皆史”说的深层意蕴是：以往的儒学，无论汉学还是宋学，都走错了路，只有回归“史学”才是唯一正确的学问之途。他不厌其烦地强调：三代以前，古代圣贤们从来不离器而言道。所以，原本就没有“经”“史”之类的分别，更没有私人著述，所有典籍文献都是对“先王”政治措施和典章制度的记录，由于职守不同，所记载的内容也就不一样，这就有了后世所谓“六经”的分别。就其均为对事实的记载而言，这些文献都是后世所谓的“史”。而在古人那里，既没有“经”“史”之分，更没有高下之别。三代以后，古代圣贤与典章制度都成为往事，留下来的只有记载着这些往事的文献，出于对古代圣贤与典章制度的向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把文献经典化了，把他们理解为“载道之具”，于是才有了“经”。以往人们之所以特别重视“经”，正是因为把“经”看作是“道”的载体，而“道”似乎是一种可以独立于先王政典的存在。而在章学诚看来，“道”只能是存在于先王的政治行为和典章制度之中，他对那个被神化了的、超越于具体事物之上的“道”是持否定态度的。因此，“六经皆史”说的关键之点并不是为了重新排列经史子集的价值等级序列，而是要指出一条儒家学术的新路径。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225/4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