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章句训诂与心性义理的双重超越章学诚经典阐(3)

其二，“即器言道”的言说路径。“道”既然不是抽象的存在，对它也就不能作抽象的言说。只有结合具体事务来言道才是有意义的。对“道”的这种理解，也正是章学诚主张“史学”的重要基础。他说：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内篇二《原道中》)

这就是说，从来就没有一种可以离开具体事物(器)而独立存在的“道”，在三代之时，被后世尊为经典的那些书籍不过是当时政治事件的记录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守的行为准则、规范，并非高深的学问。后来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官失其守，政教相分，孔子出来整理古代典籍，述而不作，提倡“克己复礼”。孔子有所言说，都是针对具体事务的，从来没有离器而言道。后世儒者不懂得“道不离器”的道理，以为有那么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道”隐含于“六经”之中，只有通过探赜索隐的功夫才能把它揭示出来，而一旦找到了这个“道”就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他们“离器而言道”，把“六经”视为“载道之书”，试图从书本中找出“道”来。在章学诚看来，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在章学诚心目中，两汉经学以章句训诂对“道”的探寻固然是缘木求鱼之举，宋明理学凭借心性义理的逻辑辨析来求“道”也无异于水中捞月。惟有实实在在(即器言道)的“史学”才是学问之正途。在章学诚这里，所谓道器不分，即器言道不仅是强调“道”的具体性，而且更是要彰显“道”的当下性。用余英时先生的话说，章学诚的“道”是“活的现在”而非“古典的过去”[4]56。

其三，周公的“集大成”与孔子的“有德无位”。章学诚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周公的“集大成”“道器合一”和孔子的“有德无位”，把孔子的学说定位为“学周公而已矣”(内篇二《原道上》)。这绝非偶然，这是他对中国历史和儒学发展史的一个洞见，也是他提出“史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基础。可以不夸张地说，章学诚揭示了一个为历代儒者没有发现或者视而不见的真相——从孔子以降，千百年中儒家士人的一种困境，即目的与手段之间的错位，亦即“无位”之人而欲行“有位”之事。这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所共有的一种实际的境遇，这种境遇决定了中国古代主流学术的走向与特征。对此可略加阐述：

孔子代表的士人阶层是原有社会秩序崩坏的产物，他们是被抛入乱世之中的有反思能力的知识阶层，来自现实的刺激和召唤使他们最强烈的兴趣指向社会政治、伦理一面，他们骨子里的企盼是恢复社会的有序状态，而且他们自认为这是自己的历史使命。孔子是如此，其他诸子思想家也莫不如此。但历史只赋予了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与强烈动机，却没有赋予他们这种能力。他们既无政治权力，又无经济实力，只有各种各样关于社会政治与伦理的构想而已。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三代之治”，特别是西周的礼乐制度。在孔子的时代，这种制度已经崩坏了，犯上作乱和僭越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先王的政教典章仅仅成了书本上的记载。于是，孔子等一批儒家士人就试图通过把这些书本经典化，通过整理、研究和宣传经典来达到改造社会现状的目的，从而使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用文化建构(阐释六经)的方式企图实现制度建设的理想，这就出现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矛盾。孔子本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希望尽可能地让儒学落到实处而不尚空谈，正如章学诚所说：“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内篇二《原道中》)然而，孔子毕竟还是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浩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孔子的后学们则希望通过神化孔子和儒家经典来实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但无论他们如何抬高孔子的身价，把他描述为“素王”“圣人”，大讲特讲“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之类神道设教的大话，但也同样无法解决这种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矛盾。在章学诚看来，这一矛盾原本是无法解决的，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用他的话说，就是“其后治学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内篇二《原道中》)。对于秦汉之后的儒家，“先王之政典”变为书本知识，帝王们又把这些书本知识变成了维护统治和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久而久之，在儒家们的眼中，那些典籍也就知识化、工具化了。他们离开了社会现实而言道，实际上已经把“道”理解为某种可以独立存在的神秘实体，这就与孔子“删述六经”的初衷南辕北辙了。从章学诚的“史学”角度看，无论是高谈性命之理的宋学，还是汲汲于音韵训诂的汉学，都不足以论道；既不能求真，更不能致用，完全是无用的学问。章学诚有鉴于此，于是提出“史学”之说以救其弊。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章学诚固然揭示了一个千百年中儒家一直不肯直面的真相，即“有德无位”的尴尬处境。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士人试图借助于“空言”而实现制衡君权的苦心孤诣缺乏了解之同情。盖那些时时以“修齐治平”为己任的儒家士人何尝不知道自己是“有德无位”呢？他们对“道”的阐扬，对“心性义理之学”的推重，根本上都是旨在限制现实权力。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把“道”推到至高无上的境地，甚至使之带上某些神秘色彩，才会对以君主为代表的政治权力构成有效的规范与引领，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政体之下，对于有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儒家士人来说，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所谓“以神道设教”正是此意。章学诚似乎没有思考到这一层，他试图通过建立自己的“史学”系统，从而超越宋儒的“心性义理之学”、时人的“训诂考据之学”以及历代士人们的词章之学。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225/4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