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章句训诂与心性义理的双重超越章学诚经典阐(6)

<朱陆篇>后》)从该篇文字之上下文来看，戴震“心术未醇”主要表现在太过狂妄，目空一切，过于“自尊所业”，扬才露己，因而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别人，其学出于朱熹“道问学”一脉，却为了抬高自己而贬低朱子，此其一。其二，矜才好名之习也是“心术不正”的重要表现，因为“好名之甚，必坏心术”(外篇三《家书七》)。“盖人心不同如其面，故务实者，不能尽人而称善焉。好名之人，则务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于中之所谓诚然也，且好名者，必趋一时之风尚也。风尚循环，如春兰秋菊之互相变易，而不相袭也。人生其间，才质所优，不必适与之合也。好名者，则必屈曲以徇之，故于心术多不可问也。……学问之道，与人无忮忌，而名之所关，忮忌有所必至也。学问之道，与世无矫揉，而名之所在，矫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者，德之贼也。”(内篇三《针名》)只要是把“名”作为治学的目的和动力，其人之学问就必然因逐名而变味。其三，对于一个史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心术不正不仅仅是个人品行问题，而且关涉到史书所含之义理与史书之功能问题，在好名之心、忮忌与矫揉之情的作用下写出来的文字必然“害义而违道”，遗害百代。

按照章学诚的逻辑，“史识”是能否在史料中洞见意义的基本能力，因此是史学之核心。但“史识”乃基于“史德”而成，并非生而有之。而“史德”则表现为“心术之正”。“心术”者何？谓史家撰写史书时之性情倾向与动机也。章学诚从个人写作的心理体验出发认识到在写作之时，“气”与“情”这一重要性，即“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内篇五《史德》)。这里之“气”与“情”对于作者之“心术”有着直接的决定作用。盖“气”与“情”虽然对“文”是否能够打动人、影响人具有重要意义，但二者本身却是“中性”的，既可以是正面的、积极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消极的，这里有“天”和“人”(近于理学的“天理”和“人欲”)的区别：所谓“天”，就是公正的、合理的；所谓“人”，就是出于一己之私的、偏狭的。因此，“人欲”居于主导地位时，“气能违理以自用”，“情能汩性以自恣”，从而导致“心术”失其正，缺乏“史德”，也就不能正确判断历史事件与人物。所以，欲建立真正之“史学”，需要先培养“史识”；欲获得“史识”，先要锻炼“史德”；欲成“史德”，先要正其“心术”；欲正其“心术”，先要“平其气”而“正其情”。“气平”“情正”然后“心术”正，“心术”正而后“史德”成，“史德”成然后可以言“史识”。可见，“气平”“情正”以及直接相关联的“心术正”乃是“史德”“史识”形成之关键。

那么，“气平”“情正”或曰“心术正”的标准是什么？这就是“公”。章学诚所谓的“公”既含有“公正”“合理”之义，又含有“客观”“真实”之义，可以说是客观性与正当性之统一。他说： “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内篇四《言公上》) “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为功，大道隐而心术不可复问矣。”(内篇四《言公中》)他又言：“夫六艺为文字之权舆，《论语》为圣言之荟萃，创新述故，未尝有所庸心，盖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圣作明述，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 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内篇四《言公上》)古人有所言说为公而不为私，今人反是，著述成为谋私的手段。在这里，章学诚又揭示了一个历史事实：古代著述一律为一种公共言说而非私人话语。不惟“六经”如此，诸子百家莫不如此。即使有从民间搜集起来的表达个人情感的民歌民谣也一律会被阐释为某种公共话语，《国风》和《小雅》中的许多作品都是如此。

纵观章学诚的一生著述，除了主持编纂一些方志之外，并没有司马迁、班固、欧阳修、司马光那样的史书著作，他的贡献主要是关于文史基本问题和研究方法的深刻思考方面。观其志向，他并不是要在经史子集四部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也不仅是要与彼时盛极一时的考据之学争一日之短长。如果认为章学诚“史学”的提出仅仅是激于当时考据之风的压迫，欲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就过于贬低他远大的学术志趣了。他的名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什么意思？那是要梳理并反思往古来今的学术脉络，揭示其成败得失。因此，他一生致力于建立所谓的“史学”，根本上乃是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进而在传统的四部分类以及义理、词章、考据三种学术脉络之上开拓出一条新的学术道路，从而为穷途末路，面临崩溃的传统学问，包括经学，甚至整个儒学在内寻找再生之路。正是出于这样的高远目标，章学诚提出了一套阐释学思想，包括为什么要进行阐释、阐释什么、如何阐释等方面，他已成为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之集大成者。章学诚的学问就其主体而言，不是义理之学，不是词章之学，更不是考据之学，他倡导的“史学”实为不同于传统经学的经典阐释之学。余英时先生认为章学诚与戴震同属于儒家“智识主义”潮流，所不同的是东原的最后依据在“六经”，而实斋则在历史[4]48。余先生用“智识主义”来概括明末清初儒学发展趋势，毫无疑问是准确的判断，但是对东原与实斋二人学术差异的理解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章学诚的独创性与学术史意义。因为，他的“史学”并非与“经”并列的“史”，而是超越于经史子集之上的另一种新的学术道路。这层意思余英时先生似乎不曾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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