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化·史料网·数据库：工艺及书画著录经典(3)

单谈较紧要的《钤山堂》，其“法书”涉及7个时期约54位作者、144件作品，“名画”涉及约102位作者、333件作品，共计有156名、477件左右。相较《天水》“石刻、法帖、墨迹”约358轴、册，及“古今名画、手卷、册页”约3155轴、卷、册，即共计约3513件作品而言，其经重编后虽不及《天水》相应总量的14%，惟倘不编号，母本同衍生文献间的密切纽带，将随着分科研究之推进而逐步断裂。且衍生文献之间的关联，也将愈加模糊，并从本源上严重影响历史信息的完善获取与科学解读之深入。足见编号、标校工作在母本、衍生文献的推行，将成为充分发掘其自身规律与特点，并以“引得-索引”[Index-Concordance]为技术路径[11]8-9，基于工具性、系统化之目标，而展开一类新的史料缀合与复原尝试。

再细致一些看，又如《天水》《钤山堂》原均于明人陈淳作品（ⅡC3.11.26、Ⅳb97）后，载有“眠云花卉一卷”（ⅡC3.11.27）、“眠云花卉一”（Ⅳb98），《佩文斋书画谱·明严氏书画记》则直接合记为“陈淳、眠云，花卉、《洛阳春色》九卷”（Ⅴbb320）。即至清康熙间，《天水》等的“眠云”登录，已与陈淳混淆并谈，设若放弃科学的编号、标点，首先将误认此乃陈氏的某件作品“《眠云花卉》”。这也是专科文献整理急需揭示的第一层隐蔽意涵，即碍于传统书籍等呈现形态上的阻隔，甚至专门研究者，都或理所应当地处置了某些看似次要的精微信息，而令历史过往常常只晓宏观和伟岸，却抛掷了真实生存中的毫末与日常，犹如梁任公早在1922年前后便认为的，“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单靠几位大英雄的战记几位大学者的著述”，“固然可以表现社会的特殊力，却不能表示社会的一般力”。[12]687、692①另，自梁氏提出“历史统计学”后，民国间较为重要的铺排成果当系卫聚贤1934年版行的《历史统计学》，但全书更倾向于引入西方统计方法，及由此展开中国统计学史之叙述，与现代所谓“计量史学”的深入研究仍有较大不同。至于此处的事实则可能是，“眠云”二字，引据朱明后期已完成的别史类文献分析，更多指向了一位擅长绘事的宗室——嘉靖末叶之“安乐王”朱拱椤。这也证明全面、严谨地标校条目化、提要式的专门文献，理应成为可靠的研究质变的关键助力。[13][14]①

换句话讲，《天水》并《钤山堂》作为曲折反映朱明中、后期社会生活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中国物质文化史的重要缩影，经过执行标号、查点，首先便为讨论与揭示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切入和剖面工具。再凭借严肃整理，并经线索辩证、计量量化的突破，我们力图制作出一份妥当、合用的历史文献的现代定本。亦即循着“标号系统”，善为者不单能令核心与衍生、外围史料拼接，更为各主、次内容增添了可信的原生证据链，搭造出足供细致分析古代政经情势、文化风尚等的背景资料网，最终令其愈发趋近历史可能的真实样貌，并为社会知识的有益积累贡献新的养分。

二、表列、再生和数据库

目前的成果中，提供了共9万余字的4个核心表格，包括《〈天水冰山录〉所载器物及装饰等信息综表》（表Ⅱ1，约6万字）、《〈天水冰山录〉所载古今名画、手卷、册页信息综表》（表Ⅱ2.1，约2万字）、《〈天水冰山录〉所载变价、续追之第宅、店房、基地、田地及山塘登录表》（表Ⅱ3，约0.25万）和《〈钤山堂书画记〉所载法书、名画弆藏信息综表》（表Ⅲ1.2，约0.8万字），已将《天水》《钤山堂》几乎全部信息进行了表格化处置，同时配合必要的现代分析手段，执行了有针对性的“知识解剖”与信息展列。其内值得注意的，是除“品名”“数量”“重量”和“作者”这些“最早文本”已有的细分类项外，占表Ⅱ1、表Ⅱ2.1独大篇幅的，乃“装饰”、“造型”及“题材”栏目——我们主要依靠文献所载品名、题名，凭个人学识及已有研究成果，以题名信息拆解、抽取等方式，将可能的关键词汇填入。经过处置，目前展列出来的“深度细节”，本身不仅是艺术表现最核心元素，同时也构成了现代研究者透过史料记录，了解历史器物和书画原貌的最重要“抓手”。循此，便能相对集中且经济、系统地掌握此一时期，高级人造物的基础组成特点、用度规律及美学征象，继而获得一类全局性的瞻明视野。此即所谓“这样干燥无味的句子”，“殊不知拆开了一句一句，诚丝毫无意味；聚拢起来一综合一分析，无限意味都发生出来了”。[12]692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0/1111/3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