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化·史料网·数据库：工艺及书画著录经典(2)

可惜，《天水》各本原均阙可靠目录，加之旧籍双面一叶的刻板程式，令阅读时虽有原初“直觉分类”[intuitive classification]的辅助，[4]且字字清爽，却又宛如“天书”，徒令蝇营者夸诞，学问家却望宝山而难入。所以，我们更愿将编码后形成的“标号系统”视作登山的导引，抑或开启库房、箧笥的钥匙，亦可谓旧籍新制的全新“数字分类”[numerical taxonomy]方向，并藉此承接近代以来“整理国故”和“索引运动”之遗绪，[5][6]最终呼应中国“食货-经济学”、“金石-古物学”诸传统于“鲍本”刊刻时的独特繁荣。[7][8]

若以二级项“首饰”（ⅠB5）为例，其第三级小项虽仅11个，但也包纳了653个独立条目。这是除“古今名画、手卷、册页”（ⅡC3）计1083个独立条目外，收载三级小项排名第二的，也较计540个独立条目的“‘织金、妆花’段、绢、绫、罗、纱、紬、改机、绒、锦、琐幅、葛、布等匹”（ⅠO22）、计315个独立条目的“各色织金、妆花男女衣服”（ⅠP23），多出百余个乃至一倍的独立条目数。不应否认，这些第三级小项当有重复收载者，尤其在“名画”项目中似乎更加显眼，但即使仅仅要处理三四百个条目，倘无有效指示标号，其实际可进行综合比对、研究的操作空间，则又将几乎缩窄为零。我们更不否认，尤其在“首饰”的细节表述上，早已清晰反映出近来艺术史界时髦的外来概念，即所谓“模件”的意趣。[9]但宏观的问题若欲在《天水》这类关键文献中提取微观印证，怕也只有仰赖“标号系统”，否则即便连某些“喝洋墨水”者沾沾自喜的科学地著录，也将因反复出现的“模块”机关，倒都成了巨大的麻烦。

纵然只是限定性地考察一套嘉靖后期，分宜严氏收储首饰的细目——其总数已达3938件、组，今核准计重约明制6580两（即当前的245千克左右[10]），单单观察原已分出的品类，包括：金厢珠玉首饰（ⅠB5.1）、金厢珠宝首饰（ⅠB5.2）、头箍围髻（ⅠB5.3）、耳环耳坠（ⅠB5.4）、坠领坠胸事件（ⅠB5.5）、金簪（ⅠB5.6）、镯钏（ⅠB5.7）、杂样首饰（ⅠB5.8）、帽顶（ⅠB5.9）、绦环（ⅠB5.10）和绦钩（ⅠB5.11），已足可将之视为关于朱明末叶繁盛的，社会经济与物质流通最好的微观注脚。而借编号标码“切入”，且执行不具破坏的“知识解剖”之关键，在于紧密贴合文本自身特点。这也就涉及如何深度辨析，《天水》“账目化”分类中所明确呈现出的，抽象上的“模块-模件化”规律，及其所秉承的档案、金石、谱录等历史脉络，而非只是简单提炼出一个个现代的名词。由是，再做古今呼应，才能实现将条目内容制作成可供各类研究运用的绝佳“标本”。的确，我们也乐于称此乃历史文献的“标本化”处置过程和手段。至于藉由“标号系统”还是想要继续提倡，切实读透哪怕仅仅一部薄薄的小书、原典，而非人为地苦困于中外、高下的诈竞。

更进一步地遵循着“解剖但不破坏”的原则，依文献已有穿插层次，在阿拉伯数字编码之外，还引入大、小写拉丁字母配合大写罗马数字，以实现不同记录间的呼应，并在看似“枝节”处，展现出“标号系统”与由此建立起的条目的“数字身份”，对透彻解读史料，乃至阐述时空关系和人群现象的巨大帮助。如《天水》中，设置在“‘织金、妆花’段、绢、绫、罗、纱、紬、改机、绒、锦、琐幅、葛、布等匹”（ⅠO22）项下的第三级小项，包括：段（ⅠO22.1）、绢（ⅠO22.2）、罗（ⅠO22.3）、纱（ⅠO22.4）、紬（ⅠO22.5）、改机（ⅠO22.6）、绒（ⅠO22.7）、锦（ⅠO22.8）、绫（Ⅰ O22.9）、琐幅（Ⅰ O22.10）、葛（Ⅰ O22.11）、布（ⅠO22.12），其逐条所载的余匹衣料，也因编码、标号获得了独一的识别凭证，并能更迅速地提取利用。当然，还因《天水》《钤山堂》“原始文本”以籍没清册的赃款核算属性流传迄今，其中首饰材质和成色固然可观且相对恒定，但考虑到某些或有明显耗损的相对贵重物品，如匹料、成衣等，又将面临新旧、折价以及变卖充公问题，那么除这个ⅠO22和“各色织金、妆花男女衣服”（ⅠP23）二级类项外，载记所谓“应变价紬、绢布匹”（Ⅰa34）与“应变价男女衣裘（Ⅰb35）”也乃必然逻辑。所以，“标号系统”为完备体现文献形态的变化，即以大、小字母配合运用来辅助编码，令其显示出变价与未变价（应系品相较高者）等的文本层次关系。

据我们所见，作为人类生存轨迹最关键的物质承载记录，工艺、美术、设计文献被学术研究领域惯性忽视的核心缘由，即在社会定量资料及其标本化工作的长期缺位与滞后。经济史是于此上比较适合借鉴的研究面向，惟其过度注重演变数值、数据追踪，带来的仍是对以深层文化为表现核心的艺术精神、价值的高度嫌弃。也因此，《天水》作为明人文嘉等所编，聚焦于弆藏与提要信息的《钤山堂》的某种意义上之“母本”，内中书画线索的叙述，不仅被工艺数据所遮盖，更囿于翻查之难，几乎未见研究者展开过讨论。所以，为《天水》设置“标号系统”，亦即替书画等内容也安排了一个专门的子系统，并首次实现了与《钤山堂》间的贯通和比对——《天水》“石刻、法帖、墨迹”（ⅡB2）与“古今名画、手卷、册页”（ⅡC3）计1160个条目，可同《钤山堂》“法书”（Ⅳa1-Ⅳa51）和“名画”（Ⅳb1-Ⅳb102）合153个条目进行必要的互见、关联。这更是传统美术史研究中，一次重要的以母本文献为核心，执行的标本化处置任务。以此为基础，我们还对《天水》书画著录关联的“衍生”材料，即《钤山堂》和清康熙朝以胪列名目为宗旨的《佩文斋书画谱·明严氏书画记》，均作了编码、标号暨“标本制作”。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0/1111/3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