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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3）、金损坏杂色器皿（Ⅰ Ab4）、首饰（Ⅰ B5）、银（Ⅰ Ca6）、银器（ⅠCb7）、银嵌宝首饰等项（Ⅰ Cb8）、玉器（ⅠDa9）、玉带（ⅠDb10）、金厢玳瑁犀角牙香等带（ⅠEa11）、金折丝带环等项（ⅠEb12）、金厢珠 犀象玳瑁等器筯（ⅠF13）、龙卵（ⅠG14）、珍珠冠头箍等项（ⅠH15）、珍珠宝石琥珀（ⅠI16）、珊瑚犀角象牙等项（ⅠJ17）、珍奇器玩（ⅠK18）、古溂水等项（ⅠL19）、矿砂朱砂（ⅠM20）、香品（ⅠN21）、织金妆花段绢绫罗纱紬改机绒锦琐幅葛布等匹（ⅠO22）、各色织金妆花男女衣服（ⅠP23）、丝绵（ⅠQ24）、刻丝画补（ⅠR25）、扇柄（ⅠS26）、古今名琴（ⅠT27）、古砚（ⅠU28）、都丞文具（ⅠV29）、屏风围屏（ⅠW30）、大理石螺钿等床（ⅠX31）、古铜器（ⅠY32）、钱钞（ⅠZ33），《实录》并经史子集等书（ⅡA1）、石刻法帖墨迹（ⅡB2）、古今名画手卷册页（ⅡC3），应变价紬绢布匹（Ⅰa34）、应变价男女衣裘（Ⅰb35）、应变价扇柄（Ⅰc36）、应变价铜锡器（Ⅰd37），应发儒学书籍寺观经典（Ⅱa4），应变价笔墨砚池文具等项（Ⅰe38）、应变价螺钿彩漆等床（Ⅰf39）、应变价帐幔被褥杂碎等件（Ⅰg40）、应变价竹丝骨花等轿（Ⅰh41）、应变价桌椅橱柜等项（Ⅰi42）、应变价盘盒竹木家火磁器等项（Ⅰj43）、应变价筝笙板鼓等乐器皮纱等灯（Ⅰk44）、应变价神龛（Ⅰl45）、应存留兵器（Ⅰm46），应变价第宅店房基地（ⅢA1）、应变价田地山塘（ⅢB2），应变价船只板木（Ⅰn47），应变价在仓稻谷（Ⅲa3）、应变价马牛等畜（Ⅲb4），续追（Ⅰo48）、续追应变价物件（Ⅰp49）。可惜，《天水》各本原均阙可靠目录，加之旧籍双面一叶的刻板程式，令阅读时虽有原初“直觉分类”[intuitive classification]的辅助，[4]且字字清爽，却又宛如“天书”，徒令蝇营者夸诞，学问家却望宝山而难入。所以，我们更愿将编码后形成的“标号系统”视作登山的导引，抑或开启库房、箧笥的钥匙，亦可谓旧籍新制的全新“数字分类”[numerical taxonomy]方向，并藉此承接近代以来“整理国故”和“索引运动”之遗绪，[5][6]最终呼应中国“食货-经济学”、“金石-古物学”诸传统于“鲍本”刊刻时的独特繁荣。[7][8]若以二级项“首饰”（ⅠB5）为例，其第三级小项虽仅11个，但也包纳了653个独立条目。这是除“古今名画、手卷、册页”（ⅡC3）计1083个独立条目外，收载三级小项排名第二的，也较计540个独立条目的“‘织金、妆花’段、绢、绫、罗、纱、紬、改机、绒、锦、琐幅、葛、布等匹”（ⅠO22）、计315个独立条目的“各色织金、妆花男女衣服”（ⅠP23），多出百余个乃至一倍的独立条目数。不应否认，这些第三级小项当有重复收载者，尤其在“名画”项目中似乎更加显眼，但即使仅仅要处理三四百个条目，倘无有效指示标号，其实际可进行综合比对、研究的操作空间，则又将几乎缩窄为零。我们更不否认，尤其在“首饰”的细节表述上，早已清晰反映出近来艺术史界时髦的外来概念，即所谓“模件”的意趣。[9]但宏观的问题若欲在《天水》这类关键文献中提取微观印证，怕也只有仰赖“标号系统”，否则即便连某些“喝洋墨水”者沾沾自喜的科学地著录，也将因反复出现的“模块”机关，倒都成了巨大的麻烦。纵然只是限定性地考察一套嘉靖后期，分宜严氏收储首饰的细目——其总数已达3938件、组，今核准计重约明制6580两（即当前的245千克左右[10]），单单观察原已分出的品类，包括：金厢珠玉首饰（ⅠB5.1）、金厢珠宝首饰（ⅠB5.2）、头箍围髻（ⅠB5.3）、耳环耳坠（ⅠB5.4）、坠领坠胸事件（ⅠB5.5）、金簪（ⅠB5.6）、镯钏（ⅠB5.7）、杂样首饰（ⅠB5.8）、帽顶（ⅠB5.9）、绦环（ⅠB5.10）和绦钩（ⅠB5.11），已足可将之视为关于朱明末叶繁盛的，社会经济与物质流通最好的微观注脚。而借编号标码“切入”，且执行不具破坏的“知识解剖”之关键，在于紧密贴合文本自身特点。这也就涉及如何深度辨析，《天水》“账目化”分类中所明确呈现出的，抽象上的“模块-模件化”规律，及其所秉承的档案、金石、谱录等历史脉络，而非只是简单提炼出一个个现代的名词。由是，再做古今呼应，才能实现将条目内容制作成可供各类研究运用的绝佳“标本”。的确，我们也乐于称此乃历史文献的“标本化”处置过程和手段。至于藉由“标号系统”还是想要继续提倡，切实读透哪怕仅仅一部薄薄的小书、原典，而非人为地苦困于中外、高下的诈竞。更进一步地遵循着“解剖但不破坏”的原则，依文献已有穿插层次，在阿拉伯数字编码之外，还引入大、小写拉丁字母配合大写罗马数字，以实现不同记录间的呼应，并在看似“枝节”处，展现出“标号系统”与由此建立起的条目的“数字身份”，对透彻解读史料，乃至阐述时空关系和人群现象的巨大帮助。如《天水》中，设置在“‘织金、妆花’段、绢、绫、罗、纱、紬、改机、绒、锦、琐幅、葛、布等匹”（ⅠO22）项下的第三级小项，包括：段（ⅠO22.1）、绢（ⅠO22.2）、罗（ⅠO22.3）、纱（ⅠO22.4）、紬（ⅠO22.5）、改机（ⅠO22.6）、绒（ⅠO22.7）、锦（ⅠO22.8）、绫（Ⅰ O22.9）、琐幅（Ⅰ O22.10）、葛（Ⅰ O22.11）、布（ⅠO22.12），其逐条所载的余匹衣料，也因编码、标号获得了独一的识别凭证，并能更迅速地提取利用。当然，还因《天水》《钤山堂》“原始文本”以籍没清册的赃款核算属性流传迄今，其中首饰材质和成色固然可观且相对恒定，但考虑到某些或有明显耗损的相对贵重物品，如匹料、成衣等，又将面临新旧、折价以及变卖充公问题，那么除这个ⅠO22和“各色织金、妆花男女衣服”（ⅠP23）二级类项外，载记所谓“应变价紬、绢布匹”（Ⅰa34）与“应变价男女衣裘（Ⅰb35）”也乃必然逻辑。所以，“标号系统”为完备体现文献形态的变化，即以大、小字母配合运用来辅助编码，令其显示出变价与未变价（应系品相较高者）等的文本层次关系。据我们所见，作为人类生存轨迹最关键的物质承载记录，工艺、美术、设计文献被学术研究领域惯性忽视的核心缘由，即在社会定量资料及其标本化工作的长期缺位与滞后。经济史是于此上比较适合借鉴的研究面向，惟其过度注重演变数值、数据追踪，带来的仍是对以深层文化为表现核心的艺术精神、价值的高度嫌弃。也因此，《天水》作为明人文嘉等所编，聚焦于弆藏与提要信息的《钤山堂》的某种意义上之“母本”，内中书画线索的叙述，不仅被工艺数据所遮盖，更囿于翻查之难，几乎未见研究者展开过讨论。所以，为《天水》设置“标号系统”，亦即替书画等内容也安排了一个专门的子系统，并首次实现了与《钤山堂》间的贯通和比对——《天水》“石刻、法帖、墨迹”（ⅡB2）与“古今名画、手卷、册页”（ⅡC3）计1160个条目，可同《钤山堂》“法书”（Ⅳa1-Ⅳa51）和“名画”（Ⅳb1-Ⅳb102）合153个条目进行必要的互见、关联。这更是传统美术史研究中，一次重要的以母本文献为核心，执行的标本化处置任务。以此为基础，我们还对《天水》书画著录关联的“衍生”材料，即《钤山堂》和清康熙朝以胪列名目为宗旨的《佩文斋书画谱·明严氏书画记》，均作了编码、标号暨“标本制作”。单谈较紧要的《钤山堂》，其“法书”涉及7个时期约54位作者、144件作品，“名画”涉及约102位作者、333件作品，共计有156名、477件左右。相较《天水》“石刻、法帖、墨迹”约358轴、册，及“古今名画、手卷、册页”约3155轴、卷、册，即共计约3513件作品而言，其经重编后虽不及《天水》相应总量的14%，惟倘不编号，母本同衍生文献间的密切纽带，将随着分科研究之推进而逐步断裂。且衍生文献之间的关联，也将愈加模糊，并从本源上严重影响历史信息的完善获取与科学解读之深入。足见编号、标校工作在母本、衍生文献的推行，将成为充分发掘其自身规律与特点，并以“引得-索引”[Index-Concordance]为技术路径[11]8-9，基于工具性、系统化之目标，而展开一类新的史料缀合与复原尝试。再细致一些看，又如《天水》《钤山堂》原均于明人陈淳作品（ⅡC3.11.26、Ⅳb97）后，载有“眠云花卉一卷”（ⅡC3.11.27）、“眠云花卉一”（Ⅳb98），《佩文斋书画谱·明严氏书画记》则直接合记为“陈淳、眠云，花卉、《洛阳春色》九卷”（Ⅴbb320）。即至清康熙间，《天水》等的“眠云”登录，已与陈淳混淆并谈，设若放弃科学的编号、标点，首先将误认此乃陈氏的某件作品“《眠云花卉》”。这也是专科文献整理急需揭示的第一层隐蔽意涵，即碍于传统书籍等呈现形态上的阻隔，甚至专门研究者，都或理所应当地处置了某些看似次要的精微信息，而令历史过往常常只晓宏观和伟岸，却抛掷了真实生存中的毫末与日常，犹如梁任公早在1922年前后便认为的，“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单靠几位大英雄的战记几位大学者的著述”，“固然可以表现社会的特殊力，却不能表示社会的一般力”。[12]687、692①另，自梁氏提出“历史统计学”后，民国间较为重要的铺排成果当系卫聚贤1934年版行的《历史统计学》，但全书更倾向于引入西方统计方法，及由此展开中国统计学史之叙述，与现代所谓“计量史学”的深入研究仍有较大不同。至于此处的事实则可能是，“眠云”二字，引据朱明后期已完成的别史类文献分析，更多指向了一位擅长绘事的宗室——嘉靖末叶之“安乐王”朱拱椤。这也证明全面、严谨地标校条目化、提要式的专门文献，理应成为可靠的研究质变的关键助力。[13][14]①换句话讲，《天水》并《钤山堂》作为曲折反映朱明中、后期社会生活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中国物质文化史的重要缩影，经过执行标号、查点，首先便为讨论与揭示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切入和剖面工具。再凭借严肃整理，并经线索辩证、计量量化的突破，我们力图制作出一份妥当、合用的历史文献的现代定本。亦即循着“标号系统”，善为者不单能令核心与衍生、外围史料拼接，更为各主、次内容增添了可信的原生证据链，搭造出足供细致分析古代政经情势、文化风尚等的背景资料网，最终令其愈发趋近历史可能的真实样貌，并为社会知识的有益积累贡献新的养分。二、表列、再生和数据库目前的成果中，提供了共9万余字的4个核心表格，包括《〈天水冰山录〉所载器物及装饰等信息综表》（表Ⅱ1，约6万字）、《〈天水冰山录〉所载古今名画、手卷、册页信息综表》（表Ⅱ2.1，约2万字）、《〈天水冰山录〉所载变价、续追之第宅、店房、基地、田地及山塘登录表》（表Ⅱ3，约0.25万）和《〈钤山堂书画记〉所载法书、名画弆藏信息综表》（表Ⅲ1.2，约0.8万字），已将《天水》《钤山堂》几乎全部信息进行了表格化处置，同时配合必要的现代分析手段，执行了有针对性的“知识解剖”与信息展列。其内值得注意的，是除“品名”“数量”“重量”和“作者”这些“最早文本”已有的细分类项外，占表Ⅱ1、表Ⅱ2.1独大篇幅的，乃“装饰”、“造型”及“题材”栏目——我们主要依靠文献所载品名、题名，凭个人学识及已有研究成果，以题名信息拆解、抽取等方式，将可能的关键词汇填入。经过处置，目前展列出来的“深度细节”，本身不仅是艺术表现最核心元素，同时也构成了现代研究者透过史料记录，了解历史器物和书画原貌的最重要“抓手”。循此，便能相对集中且经济、系统地掌握此一时期，高级人造物的基础组成特点、用度规律及美学征象，继而获得一类全局性的瞻明视野。此即所谓“这样干燥无味的句子”，“殊不知拆开了一句一句，诚丝毫无意味；聚拢起来一综合一分析，无限意味都发生出来了”。[12]692诚如前述，原始文本之外，围绕现代标校、制表而独立执行的拆解、抽取，也必然反映了现阶段作为整理、研究者，对《天水》《钤山堂》等的实际认知水平与可能操作深度。譬如，《天水》工艺记录中保留了一定数量的颜色词汇，从文字表述上归纳，见存约20种。至于这些色彩的具体色相如何，某一套词汇是否能对应今人所掌握的色相，而某些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色相，与彼时的描述是否又有差异等等问题，都是很难单纯依赖文字“索引式的整理”[15]所能解决。不过，表格化制作也为色相等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与传世或出土物进行更准确比照的有利条件，这近似于博物馆各类资料编号、拍照与登录的模式——阅读者若能将表格进行如此运用，我们已有的工作便有了愈发有益的延伸。或者说，制表的初衷，就是力图创设一个文献和文物互相对应的科学化空间，为使用者的探寻免去前期案头的辛劳，继而高效、准确地从事更理想的定量、定性研究。把文献进一步表格化，实际又是编码、标号精细化的延伸。可以讲，表格制作反映了理性思辨要求，此时严嵩一族的诸般情形，及种种宏大叙事话语，已同《天水》檔册，在专科研究层面上逐步分离，转为讨论的背景，而非各阶段必然的中心。当然，此“分离”也绝非罔顾史实，而恰是一种策略性的解剖剥脱——逐项讨论后，于更高阶段，逐项重整、再生。只有经此过程，方可完整、妥恰地呈现史料所独具的综合价值。从《天水》《钤山堂》的角度论，表格化不仅能令整套相对庞大的财产清单，在尽量不破坏“原始文本”及其内部结构的前提下，显得更加井然有序，并且能够于条目间的互见、互训上，在充分挖掘已有文本的多个面向上，在剖析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多元关联上，为使用者提供更加科学、便利的分类、检索暨讨论平台，进而也是为文本解剖下的“知识考古”创设一套新的实证工具。这种专科文献原始文本经相应清理后完整保留，再行系统化标号、表列的操作模式，于以往和当前的各类成果中，还可说是较少见的一类“知识再生”尝试[16]①在当下时髦的西方汉学研究中，表面上看，似乎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不过其使用的仍乃外围材料，更荒唐的是，个别人士早年甚至以《天水》《钤山堂》等起家，惟近作《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内的讨论，恰恰显露出对于中文“原始文本”精读能力的重大缺陷。其两番议及朱拱椤，却均未明言朱氏字号，尤是后一处，只间接凭着加拿大福开森等于民国间所编《历代著录画目》线索（上，第166页、83叶背），便恣意展开了一段“心证”描述。即认为严氏藏画的另一目录——文嘉精心甄选过的《钤山堂》中，未见此“乐安王”作品[the King of Lean’s scroll of flowers is not included]，“这至少向我们展示了某种滤除机制[filtering mechanism]，正是由于这种机制，那些我们从文本史料获知的出于藩王笔下的作品，未能以实体的形式流传下来”。姑不究朱氏作品有否传世，于著录上的实情又是，《钤山堂》中明明载记了“眠云”相关信息，此与福氏等标出的（上，第7页、1叶正）、“鲍本”《天水》内的线索一致（“章”·5，240叶背）。。这里的“再生”，仍以今次整理的材料为例，亦体现在《〈天水冰山录〉所载变价、续追之第宅、店房、基地、田地及山塘登录表》（表Ⅱ3）与《〈钤山堂书画记〉所载法书、名画弆藏信息综表》（表Ⅲ1.2）的制作中。当然，更早的研究者，针对相关内容，即所谓“严府财产构成”，为方便论述，曾以法书、名画、房屋和宅店为主要编制对象，做过概要式的表格化处理。[17]不过，虽然前述两表篇幅仍不大，共约1万字，惟本次重新处置过后，却也将以往包括经济、断代、个案史在内所轻忽的侵占、流通等细节，均做了相当详尽的梳理。这不光希望让阅读者摆脱非黑即白的思考定式，更重要的是令历史探索的维度获得拓宽：从房、地的特殊拥有上，人们必能清晰地看到暴富之家巧取豪夺的影子，但有趣的是，表格还能相对具象地显露出朱明中后期，上流人士居所楼房、厅堂、亭园等的宏观规制与建造特点，兼及相应占地、间数、价银，并田土、建物前后流转等可能信息；从书画弆藏表格中，人们又将敏感地发觉，其内几乎少见钱数登载，相较《天水》中草率的卷、轴、册计件，《钤山堂》的件数倒又愈发次要，其多着墨于作品所属与异动情状，再配合版本、题跋、钤印与简短的定性评议，来替真伪一类更加关键的问题，铺排出必要的潜台词①当前，计量史学层面，万明、徐英凯完成的《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是继王璞子主编的清人《〈工程做法〉注释》后，较重要的一次建立于表列形态下的文献与知识再生工作。惟，万氏等在处置孤本《会计录》书册时，或鉴于其编印规律并可能的实际应用，而大篇幅以现代统计表格加页注的方式，直接破坏以致大量放弃对原始文本可能脉络的尊重与精确呈现，此手法较之王氏等特显激进，我们则坚持认为极不可取，尤其在除经济类外的专科历史文献领域。。可以这样认为，表列正是依据文献内在规律结合编号“解剖”，执行的一次特殊且微观的文本再生与知识再造。而知识的传播属性也要求，由此继续助推新理解、新成果的获得，最终令海内外有志于国故、汉学的研究者，亦可藉此发掘出更广泛且价值独具的新的知识遗存。所以，同样的，表列不仅承载了整理者这端将要实现的学术设想，与前述工艺、设计类表格一样，还会触发使用者那端循此而为田地、房产配列各类视觉图像，以至据之制作相对简单的效果图与仿真模型。书画的收储若能借助表格，引导必要的研辩，最终又可便利规划出一套图文并茂的，于中国美术史上相当紧要的“藏家-藏品”等的时、空网络。同理，《〈天水冰山录〉所载石刻、法帖、墨迹登录表》（表Ⅱ2.2）、《〈天水冰山录〉所载〈实录〉、“经、史、子、集”等书及儒学书籍、寺观经典登录表》（表Ⅱ2.3）与《〈钤山堂书画记〉所载法书、名画件数统计表》（表Ⅲ1.3）3表，篇幅更小，但通过标号、表列后的统计定量，读者应能进一步明了严氏其族及时代所特有的文化与精神征象。我们更乐于循着学术线索，多做一些深入的工作，即使如表列的操持，L君也在其专论《嘉靖朝的工艺及其制度》中，规划了大、小44张胪陈、分析表格（表Ⅰ2.1-表Ⅰ4.8），并于书末专为此配列了一份目录（《〈嘉靖朝的工艺及其制度〉附表索引》，表Ⅰ）。加上“标校前言”中出现的《〈清河书画舫·文嘉严氏书画记〉与〈钤山堂书画记〉件数比对表》（表Ⅲ1.1），以及为令读者迅速厘清眉目而专门制作的《〈天水冰山录〉细目一览》（表A）、《〈钤山堂书画记〉细目一览》（表B），还有涉及《天水》《钤山堂》并《书画记》3者版本关系及流变的《版本系统与内容分布》（表C1）、《各系统书画标目情形》（表C2）、《版本流变示意》（表C3）等等，从学术研究层面，密切围绕《天水》《钤山堂》及相关辅助史料，目前已共出了50张、约2万字的关键表格化呈现材料。此外，专论内L君还据织物、陶瓷、金银器、漆器等分章线索，配列了100幅图像（图2.1-图4.33），并制作了一份登录有尺寸、馆藏等细节的清单（《〈嘉靖朝的工艺及其制度〉附图索引》，表Ⅳ）。那么，依靠这些全新编写出来的内容，实际也明确为跨领域的交叉研究，特别是针对现代标校后的《天水》《钤山堂》的再考察，提供了更具价值的“知识再生”背景、条件与启发。仅仅用表列也只反映了标本化工作后的第一次跨越。专科历史文献数据内容的严谨提取与便捷利用，而非仅仅原始文本的逐字检索，才是今次整理最期待实现的重要提升。此又将分出两个层次，首先如建筑学领域借助古建数据的纸面演算与原件测量，推估并构拟出可能的历史实物尺寸与搭造规律。接着，社会、学术的发展情势，也将要求数字化、多媒体化那些演算与形象，令其所囊括的基本概念，以及多样模块、风格要素等，最终得以与现代的使用者展开互动，获得重生。那么，对今次工作成果的主体，我们坚持认为当是传统文献“原始文本”的一个可靠定本。跟着，便是于之上，以表列和数字化手段建构的纸质、电子两份再现与检索应用平台。这般执行也受物质文化史研究迈向深入的发展所驱动。更因其所仰赖的关键支撑，乃组成人造物的材料、技术与精神，以及相连的重量、尺寸、品相等要素，它们既包含在文本叙述之内，同时也必要进行抽取、重置，方可作为科学比对、系统展列、统计量化等的根本依凭，并最终回归到造物之人与日用社群的检视上。当前，历史文献整理和研究受制于政治学、伦理学等传统宏观“人学”影响，仍较关注“定性”问题的探讨，而其内的专科文献却往往更强调“定量”思路。尤在明、清两代物质文化史料上，初步说来，就是更应当“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12]687继而走出“定性”，达至精准、扎实的“计量史学”暨“物学”层次，才是最为迫切的学科要求，同时也更能从顺应知识积累以及专业、行业的原生规律。除了这次整理的《天水》《钤山堂》等文献的可靠“定本”外，源自前述所希望实现的目标，成果最终还将包括两组原创的“综合检索数据库”置于光碟载体内，以单机程序提供利用。其避免了因远程服务器故障、网络连线中断等带来的障碍，同时也兼顾了各组分类、各套表格间的交叉检索等复杂需求。如此的综合检索平台，我们设想好比是将置放于档案盒的登记卡片，转入电子化的标签档案夹内，继而在比照传统纸质文献阅读习惯和信息归纳路径的前提下，更具互动性、可视化、便利化地进行整体与局部共在的，清晰且立体的展示与交叉处理。意即依历史学科研究特点，于电子化平台中，以品名描述和重量（估银）数据为关键切口，提供模糊、分类、概览，以及宏观、微观穿插进行的，多层规律切片和量化检取形态。更鉴于错杂的数据，我们即专门设置了两个（组）体验上有些不同的检索环境，分别针对器物、地产（《〈天水冰山录〉器物、宅地综合检索系统》）和书画、图籍（《〈天水冰山录·钤山堂书画记〉书画、图籍综合检索系统》）两类内容。我们更预备了将两个系统合并的大型检索方案（《〈天水冰山录·钤山堂书画记〉综合检索系统》），最终实现全套纸面基础表格的模糊与整体检索，以及在检索操作和结果之上的多元数据互动。而作为一项本行业中全新的实验，我们期待能为历史文献在当前环境下的综合利用，和研究水平的真切提升，创设一个更加高效的工具。至若“再生”的任务，此刻又将借由新的形式和载体，依托使用者一方的实际操作，而在人们的脑海和笔下，更快速地实现。当然，工艺、美术和设计史领域，乃至历史研究界，勇于选择以此方法艰难尝试者，亦不多见。但仍需强调，通过标本化处理和表列，并借新技术辅助，将高质量文本转为一种更加便利的数据检索平台，就是希望在风格研辨的新阶段，创造性地引入新的论述框架，以实证角度提出更具分析价值的新范式。这是时代要求使然，是我们和学界、业界一直期待看到的重要的研究成果表达，也才能为跨学科互动、跨媒体传播，为实现一种基于清晰的古代文明体认下的，新的国际知识共享与知识集成，构筑合力。三、缀合、微观与史料网高级阶段的数据、史料重整，当然不是“唯数据论”，我们关注的将是如何稳妥地令定量表达，还原到更具备扬弃精神的定性描述之中。作为一次持续近10载的文献整理工作，我们也了解，这不过是为更艰深的研辩起了头。准确地讲，“历史还原”亦不应被视作仅有的终极目标。历史的价值，首先必要表现在一种洞察旧日微观之后的，面对不明未来的坚毅的建设与创造勇气之上，由此方不至铸成滥用的大错。[18]所以，今次成果的完整形态，除了第一部分“专论”内的《嘉靖朝的工艺及其制度》《朱明分宜严氏弆藏两宋书画情形》，第二部分“正编”内的《〈天水冰山录〉标校》（Ⅰ-Ⅲ）、《〈钤山堂书画记〉标校》（Ⅳa、Ⅳb）以及第四部分“表列”（表Ⅰ-表Ⅳ）内的全数共10组表格外，还特意增列了第三部分“缀辑”，收载了《〈佩文斋书画谱·明严氏书画记〉标校》（Ⅴa、Ⅴb）、《诸家述评》《钤山诗征》《嘉、万两朝〈江西省大志·陶书〉合勘》《〈嘉靖事例·议处南京内府丝料〉校点》，共5套与《天水》《钤山堂》密切相关，或是可补足背景情形的紧要历史文献。倘再循此角度分析，其实，“专论”也乃一种“补足”，或可说是一种延伸，以构成我们所说的“再生”的又一核心环节。只是再换个侧面观察，“专论”的依凭，也即历史研究的基础，仍不外文献、实物与社情调研，而我们的努力，更多不过是将所有可能信息再行缀合，最终尽力搭建出一个巨细无遗的立体史料网。史料缀辑自然也须紧密围绕核心文献展开，就《天水》《钤山堂》论，清初形成的转录文本《佩文斋书画谱·明严氏书画记》，即是处在第三级文献层面中的一类关键素材。对其重新标校，不只能从“传播史”角度印证传世《天水》和《钤山堂》当非伪书，亦可据之对一级文献《天水》、二级文献《钤山堂》进行必要的勘校。已有的成果则是首次将这三个层面的历史文献汇总，并藉助表列，尤其是在书画部分，还展开了各级文献间的严谨“互见”标示。如此，就核心及衍生文献看，经知识解剖、重整后，在极力穷尽可能资源的同时，也是再次为内、外部知识的“再生”提供了多种方式，并完成了《天水》和《钤山堂》的史料网的基础构建。但在具体呈现中，《佩文斋书画谱》的这些内容显然要归置在“缀辑”版块内，这是因为其价值与《诸家述评》所提供的39组、47种、69条主干段落，实际同处相对的外围，只是它因内容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级文献版本上的一个特殊形态，以及核心与外围间的联系纽带罢了。至于《诸家述评》，据作者所处历史阶段为序列出的内容，又可分出3个梯次：首先是与《天水》及其形成、内容等直接相关的载记（1-33，下文简称“述评33组”）；其次为涉及严嵩一族并《天水》等背景情形的补充材料（补1-补6，下文简称“补述6组”），最末是附记于各处脚注的相应辅助信息。另外，必须注意的还包括，《天水》“最早文本”已有的清人2篇序言、3篇跋语，和2组、4则所谓“竹坞文氏”附录，以及《钤山堂》篇尾1则文嘉识语，再加上最新抄节补出的4种、8段历史文献（即列在《天水》各《跋》后的《补录》），并配合撰写的《天水》《钤山堂》《明严氏书画记》前的3篇《标校说明》，可以说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充实的“史料网”规模。目前，参照抄节的标准，再就“述评33组”那些记载段落分出如下几类情形，略作介绍：其一是直接录出《天水》《钤山堂》等题名，或极少量相应内容的。这些，均可与《天水》《钤山堂》所载序、跋配合，以助讨论相关版本流变情形。如明人张应文《清秘藏》“叙古今名论目”条（4）、詹景凤《詹氏玄览编》“高宗瑞应图、渔乐图、颜鲁公送刘太冲叙、李思训海天落照图”诸条（6.1）、张丑《清河书画舫》“吴生洪崖仙图、卢鸿草堂十志图”诸条（9.1），清人查慎行《敬业堂诗集·粤游集》“分宜感事”诗（16）、沈初等编《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分宜清玩籍一册”条（25.1）、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分宜清玩谱一卷”条（25.2）、翟灏《通俗编》“图画名意”条（26）、翁心存《日记》“道光二十五年”条（28）、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精选古今名贤丛话诗林广记后集十卷”条（29）、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天水冰山录”条（30）、方浚颐《梦园书画录》“宋缂丝芦雁图立幅”条（32），和民国时期朱启钤《丝绣笔记》“严分宜所藏刻丝书画”条（33）。此16条的最显眼特点，是《钤山堂》被提到的时间早于《天水》，粗略印证了书画流转与宝藏为文人所看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工艺的记录及其实体价值。不过，这还可能与金银、珠宝、华服等工艺品，因物料昂贵、制作繁复等技术属性，倒更便于充公纳库与筹计追索，而书画等又因世宗无所嗜好，以致散落贵族府邸和上层僚属间的史实相呼应，继之形成了真迹买卖、赝品变造等畸态市场并笔墨官司，《钤山堂》作为其间关键的“供需目录”，自然也会在名士口眼中显得奇货可居，最终为史家所注目。其二是重点讨论严氏财富、收储，兼及籍没过程的，内容多寡不一，但未明确呈现同《天水》等的直接关联，或与《天水》都处在一次文献层面。这些又皆可与《天水》前引、附录，以及《钤山堂》文氏识语，并今次增加的《补录》呼应，以分析《天水》等的编纂逻辑和结构。如明人徐学谟《世庙识余录》“籍没严世蕃江西家产数”条（2）、田艺蘅《留青日札》“严嵩”条（3）、张应文《清秘藏》“论琴剑”条（4）、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国朝丛记》“严氏富赀”条（5.1）、王世贞《觚不觚录》“分宜当国”条（5.2）、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赏识”条（6.2）、徐复祚《花当阁丛谈》“严阁老”条（8）、张丑《清河书画舫》“严氏藏画归韩太史”条（9.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内阁》“权臣籍没怪事、籍没古玩、好事家”诸条（10.1）、汪珂玉《珊瑚网》“分宜严氏书品挂轴目、书品手卷目、书品册页目”条（12），清人傅维鳞《明书·严嵩传》（15）、王士禛《居易录》“坡诗胡椒铢两多”条（18.2，即“籍没”条）、孔毓埏《拾箨余闲》“胜国籍没刘瑾家”条（21，即“空青”条）。显然，此13条文献的情报学分类层级，随年代变化还出现逐步降低的可能。意即，时间越早者，越可能参考了形成《天水》等的零次文献，越晚者则越可能直接源出《天水》《钤山堂》各本等。不过，它们所描述的除了能为校勘提供参证，亦从侧面映衬了严氏一族的籍没清单，于明、清间所具有的“魅力”更多地在窥视、猎奇之上得到聚焦与投射。其三是谈到严氏一族及朋党曾经占有过的具体书画、旧籍或物件等，部分触及款识问题。这些实际上与《天水》《钤山堂》的载录紧密牵涉，但未必逐件、逐样可在两书内一一寻获，不过确是一批比《天水》等更加丰满、真切的材料，尤其对于书画、图书递藏研究，有着决定性影响。如明人詹景凤《詹氏玄览编》“怀素自叙、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赵承旨夏木垂阴图、罗舍人白玉天禄、吾族好古”诸条（6.1）、董其昌《容台集·容台别集》“怀素自叙帖真迹、米元章天马赋”诸条（7.1）、董其昌《画禅室随笔》“郭忠恕越王宫殿”条（7.2）、张丑《清河书画舫》“严分宜家晋人墨宝、赵干江行初雪图、高彦敬夜山图”诸条（9.1）、张丑《真迹日录》“吴道子着色天神卷”条（9.2）、沈德符《敝帚斋余谈》“伪画致祸”条（10.2）、韩逢禧《跋〈宋榻定武兰亭〉》条（11），清人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唐韦庄借乐章帖、赵伯骕画鱼长卷”诸条（13）、吴其贞《书画记》“周文矩文会图”条（14）、刘体仁《七颂堂识小录》“分宜多真”条（16）、王士禄等《焦山古鼎考》“焦山古鼎歌”条（17）、王士禛《池北偶谈》“朱璧揭钵图”条（18.1）、王士禛《居易录》“褚河南临子敬十三行”条（18.2）、杨宾《大瓢偶笔》“碑帖籍没印记”条（19）、安岐《墨缘汇观录》“唐宋元宝绘高横册”条（22）、张照等编《秘殿珠林》“赵孟頫书圆觉经”条（23.1）、张照等编《石渠宝笈》“唐宋元名画大观、江参千里江山图”诸条（23.2）、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续文章正宗”条（24）、陶梁《红豆树馆书画记》“赵文敏临十七帖”条（27），和清人莫友芝撰、民国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诗传通释二十卷”条（31）。此29条涉及作品，事实上均系个案。也是目前所能发现的，针对严氏等所占个别器物、书画，以及《天水》等可能著录项目的，最具体且仅见的特征勾勒。除此，关于严氏富资和《天水》记载，洎今虽仅约450载，但恐怕再无几多更加微观且生动的文字流传了。当然，笔墨最夥者仍是书画，涵盖中国书法、绘画史上数十位大家及十数件名作。而朱明董其昌反复申说严氏收储之流向，和沈德符所称“伪画致祸”事件，从不同侧面都不过是在解释这批惊人宝物于明清易代之际，地位特出的种种可能原委。至于张丑等更加私人化的文词，倒也成了寻找笥藏的最初门径，后即逐步演成美术史学、书画鉴定等的基础知识。如此，足见史料缀合与“史料网”的搭建，不仅印证了基础研究中，文字记录对视觉艺术所具有的、更加现实的学术意义，也反映了在个案探讨之际，图像、文献作为并行、并重的切入手段，不可能因某些肆意妄为者、挟洋自重者，甚至因某些非本国母语使用者设定下的莫名“教条”和无端揣测而有所偏废。因为即便所谓只重图像的排比，对于那些无法抛掷的史、地时空框架，最终不免要牵强回归，只是我们很难指望又能于其之上，获得什么新知与涵养。前文议及的“剥脱”，在此类“高论”里，必然体现为表面的附会式征引，其目的倒是要彻底与“文字史观”割裂，通过利益再分配与再固化，形成一种自我陶醉却不断失格的“图像史观”。“失格”也体现在他们对“史料网”的忽视，譬如猎奇式地关注了严嵩与《清明上河图》的逸闻，但忘了对这类历史流言详加检点，甚至可能连基本的逐字讲明、逐句读通都困难，最后只好沦为新的蜚语制造者和骗钱说书人。为做出必要匡正，亦是为将“严氏籍没”事件的基本材料，从物质文化史角度，细细爬梳，更有意在“述评33组”中，既采集了诸如明代戏曲家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夏阁老”条（8）那样荒唐又肃杀的故事，同时也为彻底查抄严氏起到决定性影响的林润那篇《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讨疏》（1）做了必要整理，更谨慎增添了数则与严嵩应是直接相连的墨迹、实物线索，由此形成“补述6组”。同时，还在《天水》暨“鲍本”已有序跋、《附录》后，全面补出了目前所见、同《天水》等关系密切的，世、穆两朝《明实录》约7年间的7条材料，以替这批查抄之物的来与去，尽量描摹出一段相对清晰的变化路径。我们也深知，美术史、工艺史与设计史既非简单的文献凑聚，亦非本行业“上仙”们所肆意操弄的图像游戏与实物堆叠，其本身乃唯一一类能够立体反映人群过往艰难生存和卓绝奋斗的真历史，虽然它采用的表述途径，更多的不是依赖文字的书写。同时，也由此注意到，艺术史从来不会成为所谓“大历史”框架内，几处可有可无的注脚。事实上，历史与文明最后所剩的，恐怕也只有被定义为“文物”的艺术品，反倒是那些非审美的记录，终究要成为人类伟大艺术创造的、未必合格的“说明文”罢了。而《天水》《钤山堂》所呈现的，恰是这种令人惊诧，且容易惹来误解的极端的不均衡：文字的材料，是未必能同侥幸流传下来的实物决然对应；一切有价值的研究，却必须在互相尊重的分工执行里，依赖不平衡，以最终实现“均衡”。落实到目前的整理、标校、表列等等，便是先在字句上花大功夫，通过史料缀合与史料网组织，在可能的条件下，全力将这种文本工作，推向祛魅式的深度研辩所真正得以充分展开之际的最佳状态。四、注释、计量和思想史在成果总题名上加添了“标校”2字，这不单与民国间洪业先生主持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部分典籍处置方式关涉，[11]35-37①“引得编纂处特刊”[Supplement]中见《毛诗引得》（9）、《周易引得》（10）、《春秋经传引得》（11）、《论语引得》（16）、《孟子引得》（17）、《尔雅引得》（18）6种，均附有“标校经（传全）文”。又，该处聂崇岐1934年为《毛诗引得》撰序称“……取《毛诗》经文校勘标句”（第ⅱ页），当可理解为“引得特刊”标题加缀“标校”之原义。至于所谓“标句”，除了标点现代句读外，乃专指“用号码标明”等（《（毛诗引得·）叙例》，第ⅲ页），即洪业描述的“标点”、“抄片”、“校片”、“编号”等“引得编纂手续”。同时更是一种研究形态的表达：编码、标号是一个层面，版本校勘是一个层面，还将“校注”纳入了操持。当然，此“注”也不仅体现在前文提到的《缀辑》中——除了主干史料，有针对性地增入大量周边信息，即发挥了重要的补充和辅助界说的功效。事实上，各类缀合的长篇文献本身，以及两篇《专论》，亦乃指向《天水》《钤山堂》的、不可分的大型且集中注解。只是，鉴于今人古物认知上存在盲区，以及“原始文本”独特且层累式的物品载录属性，为了首先突出标号、校勘价值，以便妥善搭建起基础研究平台，我们并未草率选择“一例一注”的模式，以免獭祭了文本，更遭诟病为假充“通人”的博览场与杂货铺。但由于牵扯着工艺、美术、设计等核心内容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也要求珍视人们“一地鸡毛”式的日常，而《天水》文本所提供的，恰是经过明人筛选后的此类信息，尽管其根本目标在于提升对严氏及朋党集团的量刑和惩戒力，并对整个官僚阶层造成某种震慑。我们更不应忘却，如此前现代的、过度丰裕的“物质生活”状态，早在商、周至秦、汉的，千余年“中华礼制生活”逐步确立、变动阶段，便已有了雏形与范本。细想之下，倒是那种有时甚至是表面化的对“礼”的偏执，最终成了“玩物丧志”般“物质畸形崇拜”的根本源头。这不是“消费主义”盛行后才有的命题，也非只能借助“资本生产”“消费理论”等才可说清的社会迁替逻辑。进一步论，必须清楚，古代中国的公、私生存均受礼教约束，强制曝光族产的思想凭据，是建立在对于“礼法关系”的高度执着和相应的僭越反制之上。惟其如此，更不应以消费和流通的局部、潜藏式特点，而轻忽“宗族-国家”的社会模式内，长幼、尊卑问题在物质用度中的明确反映——其间的斤两计算，往往比之政、经之兴衰愈加细致且纠缠。当然，我们不否认“消费”确能引向宽泛层面的礼法重构，但因贸易畅旺而加深旧礼对人心的渗透，甚至创设出新的约束形态与具象物件，也是简单以全局颠覆思维论食货之发达者，所未曾虑及的更紧要的一面。至于人造物于此将扮演的角色，亦未必有怎样重大的易变，反倒更能投射出新、旧转换间，将牵扯的那些权利、文化的博弈。那么，落在《天水》《钤山堂》中，则其最低端且温和的表达，就是高级造物的被作伪——以此满足下层对上层建诸礼法等差上的，日常和精神霸权的渐进式认同，或者是反抗式宣泄。再就严氏个案分析，此即体现为相权挑战皇权，以及胜利者对于失败者曾经拥有之物的，充满羞辱的查抄和赤裸裸的记录展列。惟其关纽，已断非经济与“消费”问题了。同样，我们也不接受论述时，为取巧而随性抛开或刻意卷入人际的争斗：一会儿将《天水》《钤山堂》视作老套的雅俗问题具象化、微观化的文字稿；一会儿又把它们贬为手工艺者向权贵、门阀献殷勤的礼品单。海外还有研究者，试图进一步将《天水》等设置在发达的享乐文化与商品市场角度以操作其阐释，更提出所谓奢侈品的大量占有和滥用，显示了某种基于社会地位的取舍自由。[19]43、49、51不过，倘能认真分辨，《天水》胪举的诸多物件并数据，仍是循着礼经度数和计量传统轨迹而来，是针对“非礼”的、趋向“春秋笔法”式的文字压制：内中映衬出的对“物”的“冷静的罗列”[dispassionate listing]，[20]本质是在寻求“正统”“合礼”行为更有效地归位，而不是仅仅艳羡、嫉妒，亦非单纯填写因经济、消费的相对自由，而出现所谓人生观上拙劣、鄙陋的效仿明细。纵然什么是正统、合礼，在刚性的“礼法价值圈”之外，往往也趋于模糊，但换个角度看，这种伦理式的道德口吻，正要藉助具体而无情的计量罗列来言说。其间的“自由”，乃只表象，“不自由”倒依着财宝的扩充，与日俱增。至于严氏一族等的土地、店房信息被设置在“原始文本”末，其缘由除了籍没、登录分散的金银细软作为赃证，更能显示实际的打击力和干员的行动力外，恐怕还基于土地并非“礼的思想”中以“物”制人的关键一环，其未能明确触碰到私人空间中“器”所要发挥的慎独式镜鉴作用。或者也可以说，严族田土的查没，操作时除《天水》篇末草草汇总的这些罪状外，在原始成套档案里，应该还有更形象、清晰的，类似“赋役黄册”“鱼鳞-丈量清册”以及契本、号纸等，[21]专责版籍登录、处分的公私文簿详加比参和申明。当前，《天水》的宝贵更说明了人文历史研究的趋势和主轴，除了多年来的国体、人事、政务线索，其余仍围绕着税赋、货币、人口、田土、军马、草木等，公共、宏观和自然的轨迹展开。至于那些“平常人绝不注意”的“很小的事”，通过“把他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居一研究，便可以发见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12]687意即在我们的语境内，就是可供微观计量的“第二自然”——即“人造物”数据上，[22]少见有意识地大篇幅自信利用者。而目下进行的工作，更非将此种数据上的另一类“不均衡”缺陷，[23]简单推回至所谓经济、消费的统计与演算中，去草草抹平。一如“礼经”虽然固执地指导着包括后世成文法的生成，但不可能粗浅地把它们绝然等同于伦理学，甚或法学著作，我们于学科脉络上所坚持的，更要迫切呼吁重视其所开启的一类古典叙事性、仪式化的器物载录，其间纵然也有偏颇，但涵纳了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的计量与物质态内容，才是甩脱程式教条干预的研辩核心。[24][25]而其作为中国早已存在的书写传统，在明代中后期的《天水》处，倒是实现了延续，连同其他的史学著作一样，与礼图、方志等，那些从原始“巫仪”衍变出的记录材料，都存留着必然的关联。只是，《天水》已将叙事、搬演情节等几乎全面抽离、隐匿，《钤山堂》则做了些许补充，最终形成了这么一套处于前现代和现代交迭位置的，独具古典科学性的分类目录和提要文本。《天水》未见反映的也是历代以官府、士人主导的物质文化文献记录最大缺憾，即匮乏对制作、销售等方面的足够关注。不过，此“现象”也是个伪命题——作为几乎不事稼穑者，纵使日用的一切皆须凭借伦理、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而转由工匠操持之后才可获得，就使用者方向论，他们在农耕手工业时代，也只能更多地倾心于审美、效能等的基础感官认知与享受。《天水》亦因其重点在刑则的经济比附，更不会出现生产及商品的实质载叙——这明显不是抽象的哲学问题，倒是国家、社会的“经纶术”[statecraft]的真切需要使然。而《钤山堂》，由于记录者的独特背景和社会的畸态欲求，为了在鉴定实务中发挥作用，方有了书画制作、流通等方面的着墨。惟其间关于真伪、递藏的勾描，起初恐怕也只是基于论述严氏一族的逾制和贪婪，兼及誊写罪状。我们认同西方研究者的普遍理解，“物品是社会性的角色，而关于物品的文本并不是对于物品行为无动于衷的旁观记录，而是自成一体，不断发挥其参与作用”。[19]70然而，更需要强调，此种角色在传统“礼制”的伦理论说中早已存在，绝非新鲜的高见。同时，关于物品的等级与消费，即便中国诸多正史的《舆服志》《食货志》等专章，也都持续做了千余年的探讨。直至明、清，那些当时堪称优秀的官府内的职业附随和谋生者——刑名师爷、钱谷师爷们，对之的熟稔程度，更是惊人。按照《天水》书末所开参与者名单推测，其或是各衙门主、贰等官牵头，出自师爷、幕宾等的手笔：后者的职业训练，理论上已要求记录时尽可能摒除情感、美学挂碍，而公文急迫往来之际，其清晰计量所促成的窒息感，是中国传统社会管治与分工高度发达的最佳例证，以致也成了一种与所谓“匠心”莫名相通的独特“宦术”。所以，完全不必从复古和对于往昔的喟叹角度，过分引申如此的行为，因就一名“专业计量者”看来，酸文假醋的叙事毫无价值——他们的工作就是测算，并为定罪、量刑做好必要的文书准备。反之，《钤山堂》也才应运而生，那又是因为有闲者、业余者、沽名钓誉者，倒需要花边新闻和情感铺排的抚慰与充满。当前，中国史研究的重大问题，便是从业者专科文献谨严整理、规范阐释的能力极弱、极差，继而宁可将原典精读置于次席，有的根本蔑视文献学以及最基础的“（历史）语文学”[(historical) philology]应有的核心地位，本末倒置地过度强调外围材料，甚至敢于明确将西洋汉学二三手研究，引作中国史讨论时的所谓“关键”依凭与要件。仍以《天水》《钤山堂》为例，经耗时费力的处置，至此其流变、编纂等情事，可算初步有所明了，只是作为中国物质文化史的重点承载和专科文本，中外多数研究者只乐于做些猎奇般的功利议论，几无人考虑彻底回归文本本身的研究，由此再稳妥推动个人或群体学术进路的健康发展，那么，也只有从当前相对清晰的层面观察《天水》《钤山堂》才会发觉，事实上包括帝室在内的权贵之家，作为生产、流通的重要一端，他们不单在惯常所谈到的“古物消费”中发挥巨大影响，在高级时兴工艺上，其疯狂的“占有欲”也绝不可小觑。而彼时江南的士大夫若被认为是高度关注着复古化的审美，那么，其势必也要建立在实现了对当代艺术生产、社会生活资源的消耗，以至控制之上，只是其所谓的地位和消费自由度，恰恰又将投射出在当代艺术的享用上，绝对无法与北方或宗室贵族同样的极端和垄断相抗衡。这里说的“当代艺术生产”及审美趣味，自然不单单指一味的慕古。在《天水》《钤山堂》的现代表列中，已拆解出大量美学表现母题并相应构成元素，尤其在庞杂的贵金属制品和风俗绘画上，所谓“好尚”，恰恰多是些应景式的吉祥寓意内容。这基本说明，就一般社会学规律看，豪奢之家与平头百姓一样，真实生活和基本欣赏行为，主要还是围绕着消费、收储当代的、工艺性更强的“人造物”展开。而所谓高古的书画鉴藏，往往不过纠缠在真假、仿冒之余，尝试着满足粗浅且范围极小的风雅、馈赠，以及低级的经济保值需求，故此更无法形成已往某些研究所夸大、虚构出来的社会主流。换言之，推动这类建诸辛劳且精密的文献整理上的健康研究，正是要提醒来者，尽可能谦逊地思考历史，不可再拾人牙慧式地狗尾续貂。极端而论，前文所称，大量地将臆想的古代充作“当代”进行艺术消费的“烂熟”逻辑，除了其间的主要品类必然是工艺造作外，势必还包括那些变相由时人伪仿的名家书画，这更是人群、生产，以及社会、市场，高度发达后趋向腐朽的关键标志。亦能从纵深的面上，体现出工艺与书画的价值并未见有如某些外行研究所认为的过度失衡：优秀的工艺，甚至可以超越书画，成为占有物中的翘楚，既满足日用，亦应和虚荣，最终令书画的、私人化的艺术行为，转而成了程式且更具“他者”意涵的工匠刀笔。循此，也非是固执地将“重农抑商”理解为中国历史时期必然的社会运作准则——商品交易事实上的大规模进行，倒是总能在颇受欢迎的情形下，微观地促使新的技术运用和艺术表现的诞生。至于回望与之相关的品位、奢侈问题，各代也均有过结局相同的讨论，其间恒久未变的考量，仍是礼制与等差——那些看着卑小的“人造物”，作为足以调适政、经关系的，须臾无可或缺的数据计量依凭，以及一种“系统化的‘认识论’呈现”，[1]25-36、[26]由是方才轻易地被卷入到一次次不知疲倦的公共叙事之内。常闻听“名人们”叨念，陷身尘累，难于外拔。初初想去，《天水》《钤山堂》之于默默无闻、未谙事务的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有时，像极了柳河东讽诫的踬仆蝜蝂，背了重担，“虽困剧不止也”。[27]但，细细琢磨，这世上还容你、我掷下浅薄欲利，为着两部书、一行字，锱铢较量若多年，倘又未因此深觉庆幸，则那些苦厄不越的尘累，[28]恐怕就是你自己了。这非是讲“大道理”，当我与L君为《工部厂库须知》定稿而初寻阳羡何武莪旧居，匆匆行经一片俗艳建筑旁的“蛟桥”遗迹时，忽然意识到，“周处除三横”的起点正乃斯地……[29]在里人的患己与相庆之间，周将军抉择自新，比起后世看倌冥顽不知厉害地颂扬六祖无染的“明镜台”，[30]又或者一味詈骂严氏这对诪幻父子和那个愚懵的嘉靖老儿，倒也更能给予我们朴素且未曾暗灭的晓示。参考文献：[1]（明）何士晋，等汇纂.《工部厂库须知》点校（正册）[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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