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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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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80年）（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6～78页）中，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专门探讨了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差别，研究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历史学的贡献。他认为，历史学家手中的资料提供了与事实相联系的某种类型的松散的叙事模式，因此，历史学家尽可能回避理论问题，使用的概念倾向于含蓄武断，缺乏系统性，他们宁可研究一些事件和人物，也不愿探讨基础结构，因为事件和人物在历史纪录中比在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使用的资料中，通常叙述得更清楚；而社会科学家的概念则明确和系统化，人类学和社会学对历史学的贡献亦在于重现历史学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已抛弃的那种对科学精确性的理想。英国新社会史学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在《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1976年）（参见《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蔡少卿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206页。）中对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考察。他认为，将人类学成果简单应用到历史的模式中是错误的，但他同时也反对“不暂时中止历史过程，就不能考察仪式、习俗和亲属关系，就不能对这些因素进行静止的有关某一特定时期的结构分析”的观点。英国史学者辛西亚·海伊在《何谓历史社会学》（1990年）（《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王辛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指出，1976年法国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是一部人类学式的历史学著作，它代表着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成为新叙述史的形式之一。

?美国史学家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述评》（《史学理论》1995年第1、2、3、4期，1996年第1、2期，何兆武、王燕生译）中则指出日常生活史、微观史和历史人类学是历史社会科学的内在结构。美国史学家Lawence Stone斯通教授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对历史学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在《文化：历史的投影——比较文明研究》（夏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3页）美国史学家巴格比明确表达了依靠文化人类学的成果以期改进对历史的理解的愿望，历史学如果真的想要超越“半理性活动”的话，它就必须大量依赖人类学家的概念和方法，人类学家已经比历史学家更近了一步，他们不仅试图使研究精确化，而且要使它科学化，以建构一个清晰而连贯的经验性概括系统。美国的冯珠娣、何伟亚先生在《文化与战后美国的中国历史学》（《文史哲》，1996年第6期，鲁娜、刘家风译）中，对人类学的文化观与历史的文化研究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并对历史人类学文化建构理论的局限性进行了揭示。美国学者Charles Lindholm的The Islamic Middle East——AnHistoricalAnthropology（Oxford，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s，1996）提供了一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实证材料，该书使用历史学和人类学材料，验证了他自己提出的一个社会学假设。在他看来，既使用历史学材料，也使用人类学材料，就是在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

? 在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Middle Ages（edited by Jana Howlet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一书的第一部分，即方法论部分，该书的作者俄国学者亚伦·古列维奇（Aaron Gurevich）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历史人类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他认为，历史人类学就是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历史，其意义在于揭示历史的人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达到新的综合，历史过程的主体，即人的心理方面被提到首位。历史人类学是一门与人文科学知识的伦理道德内容有直接关系的学科，提出历史人类学的问题可以使历史学家对各种历史事件提出更全面、准确而不是公式化的说明，使史学家的历史观更接近于社会的需要。古列维奇认为，法国年鉴学派是当代最能领悟新需求的史学流派。（参见水清编译的《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8年第6期）他还认为，历史人类学不是一个封闭的流派，它对各种新的研究自愿地敞开大门，也经受住了批评的冲击。（参见陈启能：《二战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 1期）90年代以来，俄国史学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开始集中研究过去很少涉足的领域：日常生活史和私人生活史、表象史、个人史等，体现出了俄国史学人类学化的倾向。（参见1、陈启能：《苏联学者对年鉴学派看法的变化》，《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2、洛·彼·列宾娜：《俄国史学的新趋势：历史研究中微观与宏观方法的互动》，陈启能译，《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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