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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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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展开初步研究和讨论,主要集中于2000年以来,且无专门研究,只有零散讨论和初步论
从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展开初步研究和讨论,主要集中于2000年以来,且无专门研究,只有零散讨论和初步论断。
黄应贵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会合——一个人类学者的观点》一文中,从史学的角度对西方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会合进行了回顾,还对史学研究如何挑战人类学已有概念和理论进行了讨论;[2]在《历史与文化——对于历史人类学之我见》中主要从西方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角度对何为历史人类学进行了诠释,对萨林斯的“文化界定历史”观进行了深入剖析,对历史事件、历史性所指涉的历史意识、历史性与时间分类、社会记忆、历史文类等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进行了细致考察,另外,还预见了西方历史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方向。[3]
林富士《历史人类学:旧传统与新潮流》将西方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的各种诠释做了较为系统地归纳,从西方史学借鉴人类学概念和理论的角度概括了历史人类学的特质。[4]
刘永华在《历史学家的人类学与人类学家的历史学》(该文系2001年7月在中山大学举行的 “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之参会论文)中介绍了海外历史人类学的新发展。历史人类学的兴起,一方面是人类学对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反思和批判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历史学从社会经济史到心态史和新文化史发展的结果。作为一门学科,历史人类学其实是多种学术兴趣的笼统称呼。不同的学科,同一学科内的不同学术传统,对历史人类学有着相当不同的理解: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着重借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心态史和民间文化;英美主流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着重讨论政治经济过程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展示民众的历史观,注意在“写文”时结合对历史因素的考察;中北欧民族学的历史人类学,注意发现本土丰富的民俗学资料,讨论欧洲人自身日常生活的变迁。[5]
庄孔韶从人类学与历史的关系的角度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回顾;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史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对历史人类学的原则进行了诠释,认为历史人类学强调的重点是:意义的历史、文化的镜头、整体性的研究目的和对变迁的关注。[6]
张小军称历史人类学是被史学“抢注”的,从历史学的人类学化与人类学的历史化两个维度对西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分析。[7]
笔者从人类学“历史化”的角度,对西方历史人类学及其兴起的学术环境进行了深入分析,[8]并就西方学界有关“ethnohistory”一词的诠释给出了历史考察,[9]还从ethnohistory的角度对西方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孕育及兴起进行了考察。[10]
另外,还有一些讨论,在论及其他有关问题时,零星涉及到了西方历史人类学。⑩
三、国外学界的代表性研究
总体来看,西方学界在关注和研究历史人类学时所展示出的学科分野不如国内学界那样较为明显与清晰。若概而论之的话,根据大致的学科发展脉络,西方学界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基本上也可分出两大类:史学发展脉络之中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脉络之中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一)西方史学发展脉络之中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此类研究,主要由西方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来体现,但其中也不乏其他史学家、人类学家或其他学科学者的关注及参与。其中,法国“年鉴”史学派?对史学脉络中历史人类学的形成及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外,英(以社会史学派为主)?、美(以文化史学派为主)?、俄?、法(年鉴学派之外)?等新史学的相关人物,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理论诠释,并贡献了一些实证作品。
需要指出的是,在《跨学科历史期刊》〔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 No.2 Autumn 1981)〕上出版了一册专号《80年代以来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The 1980s and beyond(II)〕,?回顾了西方历史学60年代以来的发展,其中一部分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汇合。另外,对人类学和历史学关系进行讨论的代表性史学家还有皮特里弗斯 (Julian Pitt-Rivers)[11]、肯斯·托马斯(Keith Thomas)[12]、伯纳德·科恩(Bernard S.Cohn)[13]等,他们的有关讨论,对历史人类学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最新发展趋势之一的新文化史,?对历史人类学也备加关注。在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1989)(可参见中译本, 即林·亨特主编:《新文化史》,江政宽译,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中,将历史人类学放在自法国年鉴新史学之后兴起的新文化史的视野中来考察,揭示了历史人类学的新变化。作为西方新文化史的旗手之一,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也对西方史学发展的新方向进行了归纳,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理论之间互相借重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并将新文化史称为人类学史学(anthropological history),展示了人类学对历史学新变化所产生的重要作用。[14]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620/5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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