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4)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为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在《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1981年版）、《历史之岛》（1985年版）（蓝达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述中，借助实证材料，从统合“结构”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学思想。在他的影响下，历史人类学在西方人类学界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其间，还有很多有关历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作品?问世。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界的 “历史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探讨也越来越多样化。原来的“浪花几朵”、涓涓细流终于汇集成为一种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热潮，同时它也构成了历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体现方面和组成部分。

吉尔茨在《历史和人类学》中〔Clifford Geertz，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21， No.2， History and...(Winter， 1990)， 〕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进行了总结，并对二者如何结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大贯惠美子主编的 《文化通过时间：人类学方法》（Emiko Ohnuki-Tierney，Culture through time：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中有多篇文章涉及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其中大贯惠美子的导论《人类学的历史化》（Intro-duction：The Histor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 则重点论述了人类学的历史化问题。凯奇的《民族史的现况 》 （Shepard Krech III，The State of Ethnohistor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20 ，1991， ）从民族史的角度探讨了历史人类学。福克斯（Richard G.Fox）主编的《重新把握人类学》（1991年）（和少英、何昌邑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的有关文章对历史在人类学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加拿大人类学者西佛曼、格里福主编的《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 》（1992 年 ） （Marilyn Silverman， ，eds，Approaching the past：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以实证材料为依托，从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化两个维度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讨论。在 《他者的历史》一书的导论〔Kirsten Hastrup， ed.，Other histories， 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2，pp.1-13；[丹麦]克斯汀·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编、贾士蘅译：《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之作》（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中，哈斯特鲁普从关注“他者”历史的角度对社会人类学中历史的性质进行了揭示，回顾了人类学的历史化过程，阐述了她的历史人类学观，指出了历史人类学的主要贡献。?人类学家杰克·古迪的文章 《历史学与人类学——会同与分歧》（Jack Goody，History and Anthropology：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75期，1993年），通过对东西方家庭史的比较，对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互相借重的关系进行了检视，认为这两个学科应该更加关注比较的视角，这样才能更好地合作，产生新的理论突破。弗宾的 《人类学中的历史》（James ，History in Anthropolog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22 ，1993， p.35-54.）中，从历史学与人类学（理性主义时期）、从民族史学到人类学的历史化、朝向历史化的人类学等几个方面回顾了人类学的历史化过程。在德克斯、埃雷、奥特纳主编的 《文化权力历史》（Nicholas B.Dirks， Geoff Eley，and Sherry B.Ortner，Culture/power/history：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中，学者们从文化、权力、历史互相关联的角度对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化进行了探讨。爱吉美在《历史中的人类学和人类学中的历史学》（Goran Aijmer，Anthropology in History and History in Anthropology，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华南研究中心1997年）中从历史学中的人类学、人类学中的历史学的角度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1997年）（古塔Akhil Gupta、弗格森James Ferguson主编，骆建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的第三章《定位过去》中，德斯·策尼（Mary Des Chene）认为“最好称之（历史人类学）为一个倾向，而不是一个亚学科”。《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1997年），（麦克尔·赫兹菲尔德著，刘珩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的第三章《历史》，作者麦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则从多方面展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联，揭示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交汇。澳大利亚人类学学者罗伯茨（Michael Rroberts）的《历史》（1998 年）（王琼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人类学的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一文，对历史人类学给出了个人的诠释，同时回顾了历史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在《跨越隔阂：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旅行》（Bronwen Douglas，Across the Great Divide：Journeys i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Amsterdam，Netherlands：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1998.）中的导言《现在进入过去：跨学科遭遇》（Now Into Then：Disciplined Encounters）中，作者道格拉斯也对人类学与历史学关系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该书是Studies in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人类学和历史系列研究）的第24卷，该系列旨在发展新的理论观点，将历史研究与比较民族志研究联合起来。美国学者卡罗林·布赖特尔在 《资料堆里的田野工作――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资料来源》（徐鲁亚译，《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中则专门讨论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620/5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