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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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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国印第安史学（Indian History）中的ethnohistory，作为美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史学界的重要体现。

在最近的国外世界史研究中，历史人类学也是一个热门议题。例如，2004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东南欧历史研究的著作，[15]就是当前西方世界史学界对历史人类学及其如何应用进行探索和热烈讨论的一个典型范例。

（二）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发展脉络之中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Historical anthropology（历史人类学）一词在人类学中出现得很早。在1866年的Vol.4，No.13的《人类学评论》（Anthropological Review）上，曾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西欧的历史人类学》（On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Western Europe）[16]，目前还不能考证这是最早出现的历史人类学，但也足以说明历史人类学在人类学学科发轫的理性—进化论阶段（1725～1890年）[17]就已开始被学界使用。该文从人类学和历史学两个维度对西欧的起源进行了考察，没有对历史人类学本身进行解释和说明。

20世纪70年代之前，人类学界对历史人类学的专门讨论并不多见，且多以探讨人类学和历史研究的关系为主。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人类学家博阿斯（Franz Boas）、克鲁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普里查德（）、利奇（Edmund Ronald Leach）以及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等少数西方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他们的见解，对当时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一统天下的西方人类学界而言，仅仅是“浪花几朵”，昙花一现，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1968年，刘易斯主编的《历史和社会人类学》（ ed.，Histor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68.）之出版，标志着上述状况开始逐步改观。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外在时代需求的促动下，西方人类学界开始大量出现有关历史人类学、人类学的历史化、历史学的人类学化、人类学与历史学之关系等的理论述评和研究，内容庞杂，角度各异。主要有如下代表性作品。

1975年，康克林的《历史和人类学中的表达和概化》〔Robert Conkling，Expression and Generalization i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American Ethnologist， Vol.2， No.2(May， 1975)，〕对人类学与历史学中的表达和概化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1982年约翰·卡马罗夫的《辨证体系，历史和人类学》〔John ，Dialectical Systems，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8， No.2(Apr.， 1982)，〕探讨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重点解决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单元问题。?罗伯特·C.尤林（Robert Charles Ulin）在《理解文化：从人类学和社会理论视角》（1984，2001）（何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中，对敏兹的《甜蜜与权力》（Sidney W.Mintz，Sweetness and power：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6.）、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们》（Eric R.Wolf，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多部历史人类学的实证作品进行了述评。在《6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理论》〔Sherry B.Ortner，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6， No.1 (Jan.， 1984)，〕中，奥特纳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以及实践理论进行评价的时候，涉及到了人类学的历史化问题。马尔库斯（George E.Marcus）、费彻尔（Michael ）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1986年）（王铭铭、蓝达居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对涉及民族志描述历史化的实验民族志进行了述评。在《一个中国社区的历史和神秘力量》（P.Steven Sangren，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Pr.， 1987.）中，桑格瑞也间或讨论了人类学与历史的融合问题。罗萨多在《伊龙戈特人的猎头》〔Renato Rosaldo，Ilongot headhunting，1883～1974：a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 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罗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著、张经纬等译：《伊隆戈人的猎头——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1883～197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的导言中、敏兹在《甜蜜与权力》（Sidney W.Mintz，Sweetness and power：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1986.）的导言中也审视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对人类学忽视历史研究的状况提出了批评。尼古拉斯·托马斯的《时间之外》（Nicholas Thomas，out of time：history and evolution in 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 Cambridge[Englan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对人类学研究历史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批评。布莱恩·莫里斯（Brain Morris）的《宗教人类学》（周国黎译，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对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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