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恩清史文苑第一次稿(7)

“長蘅始爲詩，瀏灕頓挫，追步唐賢。晚乃變而之宋，格律在蘇、黄、范、陸間。所著自康熙戊午以前，爲《青門簏稿》，凡文十卷、詩六卷。己未迄辛未，爲《青門旅稿》，文四卷、詩二卷。壬申以後，爲《青門賸稿》，文五卷、詩三卷。長蘅始除諸生名，自署青門山人，因題其集云(《四庫書目提要》)。”

《趙青藜傳》(30)《文苑趙青藜傳》，文獻編號：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記載傳主“詩自漢魏及宋元，靡不畢貫，獨宗仰杜甫，晚乃歸於韓愈。性喜遊，往來黄山、白嶽間，見諸歌詠，蕭然自適。著有《漱芳居文集》十六卷、《詩集》三十二卷(《墓誌》)”。清代對杜甫詩歌的推崇是重要趨勢，學界多有論述。而重視杜甫、韓愈，並非尊唐，而是宗宋詩者的特色。

潘錫恩對於《文苑傳》成書的另一大貢獻，是纂成了一組史學人物傳記，使得《文苑傳》中的“史學”類人物成形。潘氏纂輯的《谷應泰傳》、《黄虞稷傳》和《趙青藜傳》值得重視。對這三人的記載，特别是黄虞稷和趙青藜的傳記中，藏有多重線索，有不同層面的意義，但是其中均有關於史學的記載，貫穿而成史學論述線索。小文只展示潘氏這一組傳記的部分情況，至於深入討論，容異日進行。《文苑谷應泰傳》(31)《文苑谷應泰傳》，文獻編號：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記載傳主的事功主要是明史學成就：

“谷應泰，直隸豐潤人。聰敏能强記，少工制舉文(《豐潤縣誌》)，長益肆力經史，於書無所不窺。順治四年，成進士，授户部主事，尋遷員外郎，授浙江提學僉事。……應泰嗜博覽，思采集有明一代典章事實。購得山陰張岱石匱藏書，用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例，爲《明紀事本末》八十卷。時《明史》未經欽定，靡所折衷。其紀惠帝遜國，歷載黔滇遊迹。懿安后死節，而以爲青衣，步入成國公第，尚沿野史傳聞之誤。然排比次序，首尾秩然，每篇論斷，仿《晉書》體，以駢偶成文。遣詞隸事，曲折詳盡，取材博而用力勤矣(《四庫書目提要·永平府志》)。”

類似的有《文苑黄虞稷傳》。(32)《文苑黄虞稷傳》，文獻編號： 。這是第八次的校閲稿之一，是道光三年二三月間總裁批閲的。(33)《文苑黄虞稷傳》檔册題寫着“前總纂官潘錫恩纂輯”，第一頁有總裁副總裁的簽閲記録，“總裁 托 三月二十日，曹閲 二月廿九日，盧閲 三月初八日，副總裁 王閲 二月廿四日，湯閲(一簽)二月廿六日”等字樣。本傳中主要記載了他參與《明史》和《一統志》的纂修經歷：

“黄虞稷，……父居中，明季爲南京國子監丞，遂家上元，爲上元人(《四庫書目提要》)。虞稷七歲能詩，號神童。年十六補諸生(《江寧府志》)。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己未詞科録》)，遭母喪，不與試。既左都御史徐元文薦修《明史》，召入史館，食七品俸，分纂列傳及藝文志(王士禎《池北偶談》)。二十三年充《一統志》纂修。二十八年，總裁官元文請假歸，特詔攜志稿於家編輯。元文奏言虞稷學問淵博，健文筆，乞隨相助。許之。至包山書局，刻苦批討，逾年力疾竣事。竟以勞卒。年六十有三。虞稷篤内行，持己矜廉而勇於義。王士禎、毛奇齡、吴雯咸稱其詩。家世藏書，凡八萬卷，與江左諸名士約爲經史會，以資流覽。及來京師，輦下士大夫輒就之借閲，無虚日(《池北偶談》)。著《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自題曰閩人者，不忘本也。所録有明一代之書，最爲詳備，其史部分十八門，簿録一門，用尤袤《遂初堂書目》之例，以收《錢譜》、《蟹録》之屬無類可歸者。人稱爲允協(《四庫書目提要》)。”

《趙青藜傳汪越附》(34)《文苑趙青藜傳》，文獻編號： 。正附傳在學術方面更是明顯突出傳主的史學成績：

“趙青藜，安徽涇縣人。生而穎異，九歲能文，乾隆元年，舉會試第一，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尋改江西道監察御史。……生平以不欺爲主(《墓誌》)，接人外和内嚴，不可干以私(《府志》)。爲古文受義法於桐城方苞，故風格似之(《墓誌》)。苞稱及門有所祈向而可信其操行之終不迷，惟青藜爲最(方苞《文集》)。……青藜學尤長於史，所作《讀左管窺》二卷，於二百四十二年事鱗次櫛比，穿穴甚深(《涇川叢書》)。”

“先是青藜同郡以史學稱者，推南陵汪越。越，康熙四十四年舉人。所著詩文古詞沖淡典博，有《緑影草堂集》(《府志》)。其《讀史記十表》，病史家表經緯相牽，可以考證而不可以誦讀，學者往往不觀，因排比舊文，鉤稽微義，雖一筆一削，務以春秋法求之，訂訛砭漏，所得殊多(《四庫書提要》)。時郡邑當事，頗折節於越，而越茹苦不妄干謁，行社倉於里中，請官給印簿，而自謹其出入，可爲後人法式焉(《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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