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恩清史文苑第一次稿(6)

這裏的詩學記載頗值得注意。本傳政治正確的考量占據首位，利用傳主得到雍正和乾隆的肯定來介紹乾隆朝初期的詩學。傳文指出，第一，張鵬翀的詩才出衆，“早擅詩名，才思敏贍”，於雍正朝中進士，並曾典雲南鄉試。乾隆二年始，於御試翰詹時，以才華受重視。乾隆九年奉命爲皇帝和詩作畫，並得到賜詩、賜畫、賜匾額。乾隆十年，乞假省親，得乾隆賜五律和銀。第二，借用乾隆的評價，將張鵬翀與沈德潛進行了對比，描繪了乾隆初年的詩壇格局。“明年，召内閣學士沈德潛對便殿論詩，上曰：‘爾詩以風格勝，然不如張鵬翀敏捷。’咨嗟久之。其身後猶仰邀天眷如此”。沈德潛是乾隆朝初期詩壇盟主，其詩學主張爲“格調説”。而在《文苑傳》第一次稿中，沈德潛未獲立傳，並不列目，僅在張鵬翀傳中簡單提及。(27)沈德潛在詩壇地位重要，但不在《文苑傳》立傳，當有多重因素。一方面沈德潛曾任禮部尚書，得乾隆賞識，地位尊崇，當入《大臣傳》。另一方面，沈德潛死後，被卷入徐述夔詩案。因已故舉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樓集》詩詞被認爲悖逆朝廷，引起一場文字獄，沈德潛因生前在書中爲徐寫傳而受株連。乾隆皇帝降旨追奪沈德潛階銜，並罷祠、削封，沈氏所有榮華頃刻之間化爲泡影。因此按照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對政治正確的强調，沈德潛不能立傳。但論及乾隆朝詩學史，沈德潛是不能繞過的，因此《文苑傳》以乾隆帝把沈德潛和張鵬翀對比的形式，委婉道出乾隆朝此葉詩史。但由此委婉的記載，使得讀者可以一窺乾隆朝詩學史。第三，在《張鵬翀傳》的記載中，頗突出了其詩學特色，其一是本於經史，成其詩學。“幼多疾，資性頗鈍。年十七，忽開悟，讀經史如宿習，作文及詩，下筆纚纚，數千言立就(鄭方坤《南華詩鈔小傳》)”。其二如東方朔和蘇軾，都是敢於諷諫的詞臣。考慮到翁方綱、曹振鏞一系對宋詩的喜好，特别是翁方綱極爲推崇蘇軾和黄庭堅，潘錫恩采納將張鵬翀比爲蘇軾的記載，是對張氏的高度評價。

潘錫恩纂輯的其他幾個傳記也涉及詩學史，並强化了整個《文苑傳》的詩學史論述。我們注意到《文苑傳》的詩學主張是重才學。而潘錫恩纂輯的幾個正傳人物的記載中均强調傳主重學。比如《文苑馮景傳》(28)《文苑馮景傳》，文獻編號：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别具機杼，在行誼方面突出傳主的勇擔道義，記載了他對幾個當道者的批評。其中也有對王士禎的諷喻：“景爲人嚴氣正性(盧文弨《敍述》)，師友風義以責善爲事，與仁和汪煜、湯右曾友善。煜、右曾爲給事中時，多所敷陳，由景數致書激勉之(杭世駿《馮景傳》)。王士禎轉左都御史，景以受知故，冀其大有所補裨，書以諷之。有曰： 民欲其無貧，何術而使藏其富；吏欲其無貪，何術而使生其廉；兵欲其無驕，何術而使戢其暴；工商欲其無困，何術而使阜其財；士欲其有恥，何術而使厲其志。其責望者深矣(《解舂集·上新城王公書》)。方在淮安時，淮揚有水患，景素不識湯斌，聞斌奉詔北上，作書陳致患之由。斌見書歎賞。又嘗稱其文爲不朽(《解舂集·上湯潛庵書附記》)。”但該傳在文學方面突出了傳主馮景雅正平和，重視才學的詩學特色。馮景“性嗜讀書，見聞淵博(盧文弨《解舂文集·敍述》)。善屬文，下筆纚纚千言(顧諟《幸草序》)”。

《邵長蘅傳》(29)《文苑邵長蘅傳》，文獻編號：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第一頁有“總纂官潘錫恩纂輯”、“總裁 托 三月二十日，曹閲 二月廿九日，盧閲 三月初十日。副總裁 王閲(一簽) 二月廿四日，湯閲 二月廿六日”等簽閲記録。記載了傳主學術具有根柢，與時賢交遊。“性穎悟，讀書目數行下(鄭方坤《青門詩鈔小傳》)。十歲補諸生，因事除名(《國朝詩别裁》小傳)。束髮能詩，既冠則以古文詞鳴。謝去舉子業弗事，枕葄經史，力追唐宋諸大家。所作洮汰鍛煉，粹然一出於正(《詩鈔小傳》)。客遊京師，適詔舉博學鴻詞科，海内之士麟集輦下，若施閏章、汪琬、陳維崧、朱彝尊輩咸與長蘅雅故，無不挹袖題襟，于喁迭唱。旋入太學。再應順天鄉試，報罷歸。寄情山水，放遊浙西，攬湖泖之勝。會商丘宋犖巡撫江蘇，禮致之幕中，講藝論文，敦布衣之好。長蘅亦觥觥持古義，無所貶損。時論賢之(《詩鈔小傳》)”。

除了記載清代詩學史的詩學與詩教，潘錫恩纂輯的傳記還記載清代詩學史的重要現象——唐宋之爭。衆所周知，清代詩學史上出現了聲勢浩大的宋詩運動，學界從尊崇盛唐詩轉而提倡宋詩。《邵長蘅傳》這段文字寫出了清代詩學史上重要的宋詩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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