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恩清史文苑第一次稿(3)

由上述信息可知，國史館在道光二三年間集中校閲了傳記。根據題有“第十次”字樣的檔册在道光三年八九月來推斷，第十一次校閲時間是道光三年十二月，第九次校閲時間是道光三年五六月，第八次是道光三年二三月，第六次是道光二年八九月。不過“纂輯本”的零散檔册並不完整，僅有二十篇傳記。零散檔册中題爲第十一次的傳記實際上就是國史館校閲的最後一批。根據國史館工作安排來看，大致每三個月校閲一批傳記，每次校閲四篇。最後經過皇帝核查的《文苑傳》，彙稿重繕後有了《欽定國史文苑傳》鈔本。

由此推算，《欽定國史文苑傳》至早出現於道光三年以後，不過應該也不會太晚。因爲三年年底完成《文苑傳》的校閲後，國史館很快便轉移了工作重心。道光十六年(1836)，國史館總裁文孚進奏：“爲恭進《禮志》事。臣等於道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奏准，以‘十四志’作爲常行功課。”(14)楊翼驤編《增訂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清代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463。出自《國史館全宗檔案》。在《國史館全宗檔案》中，有這種進呈“十四志”各志的奏摺多件，皆稱道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奏准“十四志”爲常行功課之事。看來道光三年底，國史館不僅完成了《文苑傳》的校閲，還進呈道光皇帝御覽，結束了爲時日久的列傳纂修。此後，國史館集中精力纂辦“十四志”，《文苑傳》彙稿後形成《欽定國史文苑傳》，便藏之秘府，留待下一次纂修。

前述臺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二十篇《文苑傳》單傳檔册，陸續在嘉慶末道光初年完成纂輯、覆輯。(15)見《文苑吴嘉紀傳》，文獻編號： ；《文苑黄虞稷傳》，文獻編號：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從道光元年夏季開始，國史館正副總裁着手校閲傳記，每三月核查四篇，共分爲十一次進行。這項工作在道光三年底徹底完成，次年國史館便將“十四志”作爲自己的常行功課。我們所論的潘錫恩的工作以檔案爲據，從第六次到第十一次，有“總纂官潘錫恩纂輯”的檔册十四篇。它們是顧景星、陳兆崙、趙青藜、宋琬、谷應泰、張鵬翀、計東、黄虞稷、李來泰、柴紹炳、邵長蘅、馮景、王士禄。其中第六次稿纂修官題名是“總纂官潘錫恩纂輯”，説明此次總裁校閲工作時，潘錫恩仍擔任總纂官。而到第八次及之後則寫着“前總纂官潘錫恩纂輯”，他應已不再任總纂。第六次校閲是道光二年八九月，第八次則是道光三年二三月，那麽道光三年初，潘錫恩職位便有調動。不過在此之前，他已經完成了《文苑傳》上述十四篇列傳的纂輯和其他六篇的覆輯。也就是説，道光三年之前，《文苑傳》的傳記已全部纂輯完畢。而道光元年夏季開始第一批傳記的校閲時，潘錫恩還丁憂在家。他於道光二年回館，面對的是繁重的纂修任務，《文苑傳》的纂輯迫在眉睫。因此他在道光二年至道光三年二三月之間，一年内纂輯十四篇傳記，並覆輯六篇，最終完成了《文苑傳》的纂輯、覆輯。如此，國史館纔能順利在道光三年底完成校閲，並進呈所有傳稿。

潘錫恩除承擔《文苑傳》上述傳記的纂輯工作外，他還負責《文苑傳》若干傳記的覆輯。這批零散檔册共二十篇傳記，其中陳用光和陳沆纂輯共六篇，這些傳記除題寫纂輯官外，均有“總纂官潘錫恩覆輯”字樣。(16)經過潘錫恩覆輯的有《文苑蔣士銓傳》、《文苑陳儀傳》、《文苑姚鼐傳》、《文苑劉大櫆傳》、《文苑朱仕琇傳》、《文苑龐塏傳》。顯然，雖然潘錫恩身兼國史館提調與總纂兩職，但他是以“總纂官”身分“覆輯”傳記的，與後來咸豐年間方俊、蔡宗茂以“提調”身分“校輯”傳記有所不同。(17)編號—的《文苑傳》在扉頁都題有“提調官方俊校輯”、“提調官蔡宗茂覆校輯”字樣，臺北“故宫博物院”藏。這也恰恰道出了清代國史館提調一職的變遷： 原本負責館内具體事務的提調在後期逐漸參與到國史修撰中，甚至“代替了總裁所負責的部分審定史稿的工作”。(18)喬治忠《清代國史館考述》，《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頁115。潘錫恩任職時乃道光初年，而到咸豐初年提調職責已大大擴大，這種變化極有可能發生在道光年間。(19)根據喬治忠研究，他認爲“至遲在道光年間，國史館中即有了‘提憲’的稱謂，所謂‘提憲’，當爲提調中一二名最主要的、懂修史業務的官員”，這類提憲在史館職責重大，能夠參與修撰、審定國史。見喬治忠《清代國史館考述》，《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頁115。只不過現存的纂輯本《文苑傳》已是校訂覆輯後經過清繕的本子，並没有覆輯的痕迹，無法確認潘錫恩的改動。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從道光二年開始，潘錫恩開始集中纂輯和覆輯傳記，他的作品數量接近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總傳記數量四十四篇的三分之一，對於彙稿成書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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