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恩清史文苑第一次稿(2)

潘錫恩任職國史館的情況我們只能瞭解大概。潘氏於清嘉慶十六年(1811)中進士，按例兼差供職於國史館，十九年任國史館協修。嘉慶二十二年，大考第一，超擢侍讀。嘉慶二十四年他因父喪歸里。道光二年(1822)服滿，復任侍讀和國史館纂修及總纂官。道光四年大考，潘錫恩再得第一，升任國史館提調兼總纂官。鄧廷楨曾有詩《朱虹舫學士同年大考第一作詩志喜兼呈潘芸閣侍讀》，稱：“芸閣侍讀丁丑大考第一，今與虹舫同爲國史館提調，又同入高等，可稱盛事。”(7)鄧廷楨《朱虹舫學士同年大考第一作詩志喜兼呈潘芸閣侍讀》，《雙硯齋詩鈔》卷八，《清代詩文集彙編》(520)，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10年，頁55下。朱虹舫即朱方增，他與鄧廷楨同爲嘉慶六年進士，因此鄧稱其同年。鄧廷楨因朱方增大考第一，特意作詩賀喜。此次大考應在道光四年，(8)關於此事，晚清頗多記載，比如徐世昌稱：“道光四年大考，慕陵賞其詩丹規其旁者四聯，遂列第一，特邀超擢，虹舫有詩紀事。”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一六，北京，中國書店影印，1989年，3册，頁254上。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録》：“道光四年考試翰詹，賦‘昨夜庭前葉有聲’詩，硃筆加圈四聯，由翰林院侍讀學士擢内閣學士。”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録》卷二一，《續修四庫全書》(1685)，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2年，頁553下。潘錫恩與朱方增同爲國史館提調。直到道光五年，潘錫恩以道員發往南河補淮揚道，(9)《宫中檔案全宗》：“新放江蘇道員潘錫恩奏爲奉旨發往江蘇以道員用謝恩事。道光五年十月十八日。”《宫中檔案全宗》，文獻編號： 04-01-13-0233-03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纔真正離開國史館。陳用光曾寫詩送别，回顧往昔：“十年秘閣共襟期，韓孟雲龍信有之。”(10)陳用光《送潘芸閣》，《太乙舟詩集》卷九，《清代詩文集彙編》(489)，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10年，頁453下。算起來，潘錫恩從嘉慶十六年進史館到道光五年離京，恰好十年時間，期間與陳用光共事，私交甚篤。(11)很可能潘錫恩作協修時，就是協助陳用光纂輯《文苑傳》，所以陳用光走後，潘錫恩得以升任提調兼總纂，負責《文苑傳》的纂輯工作。

前述臺北“故宫博物院”藏《文苑傳》第一次稿檔册，有十四篇題有“總纂官潘錫恩纂輯”，是潘氏以總纂官身分纂輯《文苑傳》的證明。據前述情況推斷，潘錫恩擔任總纂官的時間應是道光二年至四年，那麽他纂輯《文苑傳》大致也在此期間。

潘錫恩在國史館纂輯上述《文苑傳》的具體時間還可以進一步落實。實際上，前述二十篇《文苑傳》檔册除提供纂輯、覆輯信息，本身也揭示了校閲、進呈的過程，依據其信息，我們可以獲知潘錫恩纂輯工作的較爲準確的時間。

上述二十篇《國史文苑傳》零散檔册均有校閲記録，詳細記載了國史館總裁、副總裁的校閲情況。此外，傳記中還貼有一些簽條，是總裁、副總裁提出的修改意見。校閲頁面與傳中的簽貼是國史館正副總裁工作的記録，爲研究國史纂修提供了相當直觀的信息，借此可理清《文苑傳》校閲的全過程，潘錫恩的工作情況也可以明瞭。

《文苑傳》檔册首先記載了這批傳記校閲的批次，分别題爲“第六次”、“第八次”、“第九次”、“第十次”和“第十一次”。顯然國史館將二十篇傳記分爲五次進行校閲，每一批次各四篇傳記。(12)題爲第六次的有《龐塏傳》、《王士禄傳》、《馮景傳》、《吴嘉紀傳》，題爲第八次的有《邵長蘅傳》、《柴紹炳傳》、《李來泰傳》、《黄虞稷傳》，題爲第九次的有《計東傳》、《張鵬翀傳》、《谷應泰傳》、《宋琬傳》，題爲第十次的有《姚鼐傳》、《朱仕琇傳》、《趙青藜傳》、《劉大櫆傳》，題爲第十一次的有《陳儀傳》、《陳兆崙傳》、《蔣士銓傳》、《顧景星傳》。它們在順序上有明顯的延續性，且經過精心策劃，極有可能是國史館某一階段集中工作的成果。而每篇傳記扉頁是國史館總裁、副總裁的校閲記録，留存了校閲時間、簽名和簽貼情況。(13)比如《文苑陳兆崙傳》：“總裁 托 十二月十六日，曹閲(一簽) 十二月初七日，盧閲(二簽) 十二月十一日。副總裁 陸閲(四簽) 十二月初八日，王閲(一簽) 十二月初十日。”總裁、副總裁往往只題寫姓氏以明身分，時間是其校閲的日期，而簽數指校閲過程中簽貼的數量。見《文苑陳兆崙傳》，文獻編號：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校閲頁面記載第六次、第八次、第九次的總裁爲托、曹、盧，副總裁是王、湯。第十次總裁是托、曹、盧，副總裁是王、湯、陸。第十一次總裁是托、曹、盧，副總裁是陸、王。托、曹、盧、王、湯、陸都是簡稱，根據《實録》所載國史館正副總裁任職情況，可以確定托、曹、盧分别指的是托津、曹振鏞、盧蔭溥，而王、湯、陸則是王引之、湯金釗和陸以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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