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改”对“十七年”时期戏曲史学人视野和观(7)

此外，在1958年前后“关汉卿大讨论”中，王季思自觉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分析关剧中的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精神，撰写了《谈关汉卿及其作品〈窦娥冤〉和〈救风尘〉》（原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6年3月25日）、《关汉卿战斗的一生》（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6月18日）、《关汉卿的创作道路》（原载《南国戏剧》1958年创刊号）、《关汉卿杂剧的战斗精神》（原载《作品》1958年6月号）、《关汉卿杂剧的人物塑造》（原载《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等一系列论文。王季思将关剧中的矛盾诸如窦娥与张驴儿父子、赵盼儿与周舍的冲突解读为底层被压迫人民与黑暗势力的斗争。窦娥、赵盼儿等被王季思视作“为了正义事业向当时的黑暗统治势力坚决进行斗争的英雄人物”。王季思提出关剧正是通过这些正面人物的反抗“揭示了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这一带有根本性质与普遍意义的现实问题”，认为“关汉卿概括了现实生活里人民反抗斗争的坚决态度与有效方法”，“奠定了中国古典戏曲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进而强调进步思想是关剧取得高度成就的根本原因。此外，王季思还在作品语言风格和作家的人民立场之间建立起关联，强调关剧本色、朴素兼有泼辣的语言特色“决定于作家强烈的感情和鲜明的爱憎”。总之，“十七年”时期，王季思认识到古典文学作品研究不能无视其中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在论述时不能“抽去了它主要的思想内容”，强调思想性与艺术性共同对作品的成就负责。

董每戡在“十七年”时期出版了两部古代戏曲作品研究的专著：《琵琶记简说》（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和《五大名剧论》（该书实际写作于1962—1965年间，1980年由其子董苗整理，198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前者是“《琵琶记》大讨论”的产物，后者则是他在撰著《中国戏剧发展史》时“延宕”开来的成果。《琵琶记简说》充分肯定了《琵琶记》是一部具有进步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董氏从高明的阶级意识转变（从具有浓厚封建意识向人民靠拢）、文本自身对于黑暗政治的揭露以及人物形象所具有的人民性三个方面论证这一观点。《五大名剧论》立足思想性和艺术性，从元、明、清三代戏曲作品中挑选出五部进行分析，而董每戡评判思想性高下的标准则是剧本中是否具有人民立场和革命性。比如他指出，“西厢五剧”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就在于它实际是“一部新兴的自由意识和封建的世族观念的斗争史”。而《牡丹亭》的思想力量在于它敢于向封建礼教宣战。《长生殿》“确有一定程度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性”，并能够鼓动反清斗争。《桃花扇》“是在那个历史年代不可多得的民主精神的具现”，因为孔尚任“以全副精力与才华突出地使素被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们鄙视为‘贱民’阶层的一群人，以堂堂正正的姿态登上舞台”，他也因此“高出于明、清两代传奇家们一头”。《琵琶记》“以反对封建婚姻制度为主题”，同时也“暴露了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的罪恶”。董每戡运用官方审定剧本的视角分析古代戏曲名著，这正是“戏改”政策影响戏曲史学的重要体现。

无论是开展地方剧种史研究，还是评判古代戏曲作品的人民性，都成为当时戏曲史学人积极参与新政权建设的重要表现。他们的戏曲史研究与国家政策相呼应，使得这一历史工作彰显出现世热情。事实上，历史研究不能仅局限在客观事实纯粹还原的层面，一个具有使命感和入世心的史学家必须关注当下。作为对一门尚存活的舞台艺术的历史研究，它更有必要结合当下情境有针对性地展开，这本身应该是戏曲史研究的追求。何况“十七年”时期，在“古为今用”思想的主导下，更是对戏曲史研究与当下戏曲活动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明确要求，希望戏曲史研究与政府的戏曲政策有效配合。1958年，时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的刘芝明在《戏曲研究》该年第3期上发表了《破除迷信创造性地进行戏曲研究工作》一文。文联作为沟通政府与文化艺术界的桥梁，刘芝明的建议和要求实际也是官方所期待和倡导的。他在文中对戏曲史研究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我想讲一讲我们怎样研究戏曲史？以及研究戏曲史的目的何在？研究戏曲史不是我们的目的，是手段，这一点首先应该明确。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古人服务，而是研究古人为今人服务，因此研究戏曲史不是目的，是手段。

我们反对为研究而研究，没有目的性——即不为当前戏曲改革运动、戏曲实践服务，繁琐的考证，脱离实际，脱离现状的研究戏曲史；也反对把历史做简单化、类比式的解释。这样不仅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历史真实，这是教条主义的倾向。目前在戏曲史研究中的主要倾向，还是前者，即资产阶级的繁琐主义。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0/1111/3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