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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改”对“十七年”时期戏曲史学人视野和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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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动机分析对于肯定派而言并非有效的方法,毕竟高明在开篇径直吐露出自己“关风化”的“反动”意图。他们只有走向文本,肯定作品的客观“暴露”意义
动机分析对于肯定派而言并非有效的方法,毕竟高明在开篇径直吐露出自己“关风化”的“反动”意图。他们只有走向文本,肯定作品的客观“暴露”意义,进而证实高明的人民立场以及《琵琶记》的人民性。他们强调《琵琶记》中某些描写从作者主观意图看是要宣扬、维护封建道德,但实际效果却事与愿违,在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社会的反动本质,即改动后的作品让读者和观众对原本的伦理和制度产生了不满。比如王季思指出,高明塑造了符合封建道德要求的牛氏,“好像是表扬了牛氏,但这样的道德——使一个青春少女作无谓的牺牲,正好揭露了封建制度的残酷性”?。王瑶则指出,尽管作者是在宣扬封建礼教,“但从赵五娘的遭遇仍然能引起观众对她的同情,引起观众对旧制度的不合理的感觉”?。董每戡也强调了这种现实主义创作的最终胜利,他在旧故事与高明的改编之间找到了答案。相比于民间故事中“马踏赵五娘、雷轰蔡伯喈”的结局,高明让男女主人公团圆了,蔡伯喈不再是个一上场就不知孝、不讲情的道德败类,他有很多无奈。“三不从”的本意是在回护蔡伯喈,呼吁“全忠全孝”,但却使我们感到皇帝和丞相应该来同蔡伯喈分担罪恶。董氏强调:《琵琶记》“普遍地流传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引起对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的不满,这当然不是高则诚的主观愿望,但事实上有了这样的客观效果”?。概言之,肯定者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强调一种客观的效果。通过“大讨论”,肯定高明拥有人民立场和《琵琶记》具有人民性的居多,即使从观众的观剧心理出发,他们也不赞成将结局改为赵五娘悲惨死去,认为可以继续按照原著情节进行演出。
如果说第一种介入途径属于外在对研究主体的要求,那么,第二种介入途径则是研究主体的主动参与。相对而言,在那批由民国进入“十七年”时期的戏曲史家中,赵景深、王季思、董每戡三人的参与性最强。
赵景深最初的戏曲史工作是完善之前的文献研究?,进入“十七年”时期,他开始拓展视野和调整视角。关注地方戏曲史,这可以说是他积极配合“戏改”的一种体现。当然,他的积极配合还体现在另一项工作中,即进入到古代戏曲作品的思想性层面的探讨,分析人物形象的阶级属性、作品的时代意味和作家的阶级立场。这一学术工作的调适集中体现在他1949—1962年这十四年间撰写的17篇戏曲史专题论文中。这些文章结集为《戏曲笔谈》。赵氏在《自序》中对他努力思考作品思想性的行为表示欣慰,认为这是他治学的进步,同时也对自己此前工作局限于考证进行“检讨”。他说:“我希望解放后十四年来这些戏曲论文能够同我解放前所写的《明清曲谈》和《读曲小记》有些不同。我相信至少在更加重视民间戏曲这一点上是一个小小的进步;考证的积习虽然一时还不容易除掉,但似乎更多地注意到思想性了。”?
赵景深所谓的思想性就是人民性。他在具体分析中开始把人民性问题放在重要位置。比如在分析古代戏曲作家时,指出关汉卿的剧作“反映了当代人民的愿望,富有人民性和现实意义”?;马致远作品反映出他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前期作品“是阿谀元朝帝王”,后期由于他弃官归隐,“表示他多少有些觉悟,虽然是消极反抗,究竟比俯首贴耳地做羔羊要好一些。因此那些神仙道化剧虽有出世思想,却也有写得较好的”?。徐渭杂剧的“最大的特点是反抗性强烈,浪漫色彩浓厚”,“显示了他的进步的文艺思想”?。冯惟敏的散曲不仅控诉了贪残骄横的官吏,嘲讽了各种社会病态,而且显示了与农民悲喜共鸣的崇高情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教育意义”?。李玉的戏曲创作成就在于“能够反映社会的主要矛盾,真实而艺术地记录人民的反抗运动,颂扬群众所爱戴的人物”,“对于阶级的限制投以憎恶的蔑视”,进而指出李玉“同人民的思想、感情一致”?。总之,赵景深在分析文本时,于文辞、人物、情节考察之外,又增设了主题思想的提炼,以此来迎合“戏改”对人民性立场的强调。
民国时期王季思的戏曲史研究领域和方法很明显,相对单一,即主要精力放在《西厢记》语词考释上。他有感于前人注《西厢》“失之穿凿”“失之附会”?,以治经之法研究《西厢记》?。王季思重点考释《西厢记》中的勾栏术语、市井俗语以及衍词、合音词、无实意之词等。同时,重新分析之前误解的句式和误会的典故,并以暖红室本为底本,参考王伯良注本、《六十种曲》本、《雍熙乐府》所录曲文加以校勘,完成《西厢五剧注》。“十七年”时期,他的《西厢记》研究进入了他本人所谓的第二、三阶段:用治史之法研究《西厢记》,在诗歌、小说、诸宫调等诸多文艺样式中钩稽西厢题材作品并梳理流变;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观照故事和人物,强调作品的时代精神?,完成了《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王季思指出,“王西厢”“有情人应成眷属”的婚姻主张,“反映当时正在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对于婚姻的看法,就当时社会情况说,是有它一定的进步意义的”?,极力肯定“王西厢”为中国戏曲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供了典范。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0/1111/3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