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改”对“十七年”时期戏曲史学人视野和观(5)

二、“人民性”辨析成为主流

在进行古代戏曲作品分析时，民国戏曲史学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版本信息、故事来源、文章风格、曲辞格律上。概言之，这是基于曲体文学观念的作品研究的基本路径，而作品背后的阶级属性、经济关系等社会历史因素的分析基本上是缺失的。进入“十七年”时期，戏曲史学人集体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解读作品，“人民性”这一研究新观念开始出现在古代戏曲作品分析中。它的出现正是此一时期“戏改”工作的重要成果。

戏曲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推陈出新”是“戏改”工作的核心，而改编的主要任务就是剔除剧本中的封建性糟粕、发扬其人民性精华，使其焕然一新，真正传递出人民群众的心声。正是这一工作定位促使“戏改”工作者努力寻找旧戏中可以肯定的人民性因素，仔细识别其中需要挞伐的封建意味。因此，人民性成为他们分析传统剧目的重要视角。与此同时，凸显人民性也成为对古代戏曲进行现代新编的工作目标。人民性标准源自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强调文艺创作要提出有全民意义的问题，并从人民利益出发来说明这个问题?，而人民的界定则是依据其对待历史发展的态度，“哪些阶级（或者阶层）能推动历史前进，是革命的动力，就属于人民；哪些阶级阻碍历史前进，是革命的对象，就不属于人民”?。依据这一人民性标准对旧戏去芜存菁、以弘扬人民性为宗旨进行新戏创作，这两类工作贯穿了整个“十七年”时期。

身处“戏改”环境中的戏曲史学人，在分析古典戏曲作品时，不约而同地“移植”了上述全新观念，人民性也成为他们观照剧本的主流视角。这是民国时期古代戏曲作品研究不曾有过的局面。那么，“戏改”运动的这一视角又是如何进入戏曲史研究中的呢？首先，大量古典戏曲名剧“存活”在当下各地方剧种中，这些剧目往往是家喻户晓的剧种看家戏。“戏改”工作必须首先对它们进行重新审视，对原著人民性的讨论也因此显得势在必行。经过相关部门的组织与发动，戏曲史学人有了“用武之地”。其次，戏曲史学人捕捉时代讯号，及时调适他们的历史研究方向和方法，或以古典剧作为例，参与到人民性内涵的讨论中，或在作家作品的分析中适当引入阶级论话语，既实现古代戏曲作品的思想性分析，也可为剧本创作如何凸显人民性提供启示。无论是分析原著帮助地方戏剧目改编，还是解剖古典作品以启发剧本创作，都是戏曲史学人的一种自我调整，即他们努力使自己的工作能为政府推动的“戏改”政策服务。

第一种介入途径的典型案例是由湘剧《琵琶记》改编为导火索、最终酝酿而成的关于高明《琵琶记》的大讨论。《琵琶记》是湘剧传统剧目，为了贯彻“戏改”工作，1955年湖南省湘剧团对其进行改编，将结尾改成“马踏赵五娘”，“同意这样改编的是青年学生和干部，大都是没有看过旧戏的人，一般的市民观众不同意”?，因此在汇演以后便不再上演。这一争议事件使得《琵琶记》中的人民性问题开始受到关注。1956年6月28日至7月23日“《琵琶记》大讨论”在京举行。中国剧协举办这次“大讨论“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发动戏曲史学人通过对原著阶级性的分析，帮助湘剧团进一步改好《琵琶记》?。“大讨论”期间，湖南省湘剧团正晋京献演《琵琶记》，由于之前改编的争议，此次晋京演出仍按老本演出。时任湖南省文化局局长康德、副局长刘斐章以及湘剧团演员徐绍清（饰张广才）、彭俐侬（饰赵五娘）都参加了这次“大讨论”，主要目的是征求修改意见。参加“大讨论”的部分专家如董每戡、赵景深、冬尼、吕瑞明、苏俗等也确实就改编提出了看法。

这次讨论中，与会者通过分析《琵琶记》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等，对作者高明的阶级立场以及作品的政治属性进行了辨析，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否定者紧紧抓住朱元璋对《琵琶记》的激赏和作品开篇“关风化”“看子孝共妻贤”的论调攻击高明立场反动，并且从具体文本中寻找支撑，试图让作者动机与作品内容相互印证，使他们关于高明和《琵琶记》“政治身份”的确认更有说服力。否定派还通过比较旧作与高明的“改编本”，强调经过改易的《琵琶记》，由一个惩恶扬善、极富民间道德诉求的朴素故事，改头换面成一个忠孝双全大团圆的故事，本身是在为宗法美德立言。徐朔方从人物入手，指出蔡（伯喈）、赵二人缺少真实活泼的生活感情，“往往倚靠廉价的自白去揭示他们的抽象的‘德性’”?。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是根据封建教条来的。邓绍基也认为高明对封建道德化身的牛小姐的极度赞美，正是“狂热地宣传了封建礼教”?，并从情节入手指出“三不从”正是为了接下来的“一门旌表”进行逻辑铺垫，而高明的改动对矛盾的几个对立面都进行了开脱，“这一悲剧在高著中成了‘无头公案’”?。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0/1111/3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