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与三国志注(7)

<<三国志》，除包有前人作注的内容外，又补充事实、列举异同、考辨具伪、发表评论，实为前所未有的开创之作。这样注史，应当说是过去最好的方法，在清代学者的著述中已曾指出，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史部编年类《通监考异》提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云：“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而尤以钱大昭在《三国志辨疑·自序妙中所论为精辟，云：“注史与注经不同。……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尝怪服虔、应劭之于《汉书》，裴驷、徐广之于《史记》，其时去古未远，稗官载记碑刻街多，不能汇而通之，孜异质疑，而徒尧尧于训诂，岂若世期之博引载籍、坟广异闻，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赞者昭然共见乎：”然而，像裴氐这样作注，并非容易的事。因为，作者除对原书有透彻的了解之外，必须掌握其他的大量史料，并加以综合、分析和考核，还要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自己的研究与见解。这就不是一般所能做到的了。自从袭氏开创了这种史注新法，后人颇有仿效的，如宋人王睥的《唐余录》、陶岳的①《魏志》卷三-t-~igJ<<卉辰传》，前者应为“弁韩”，见殴本<<三国志，：考证》；此指后者．《<五代史补》、清人彭元瑞的《五代史记注》、吴士监的《晋书辋注》等，其成就虽不及裴氐，但因在搜集资料和考辨讹异方面都费了辛勤的功力，也都对历史的研究有相当的贡献。(二)提出了审查史料的意见前人的记载，后人即视为史料。但那些史料是否符合事实，读者必须注意审查，不能笼统地认为都是可信的，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袭氐对待史料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绝不轻信。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对一些不可靠的史料提出了审查的意见，约可归纳为以下几项：碑铭及家传不可轻信：裴氐认为私家对其祖先的记载，多系虚自标榜之作，难以取信。如前所述，当他在东晋任向书两部郎的时候，就曾上表建议禁立私碑，说：“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并引过去“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的事例为证。在<<魏志·刘放传附孙资传注》中又指出：“仁孙)资之别传，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恐负国之玷，终莫能磨也。。作者妄加修饰之言不符事实：史家在从事著作时，往往在文字—七刻意模仿古人，或擅自改易辞句，以致不符事实。如《魏志·武帝纪(建安五年)注》引孙盛《魏氏春秋》有云：。仁曹操)答诸将曰：‘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裴氐借此提出意见，云：“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9”又在(<魏志·陈群传附陈泰传注》引孙盛《魏氏春枷记陈泰对司马昭之薯后，评云：“孙盛改易泰言，虽为小胜；然检盛言，诸所改易皆非别有异闻，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旧。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1”自相歧异的记载必有讹误：在同一作者的著作中，往往对一桩史事而有不同的记载，则其中必有讹误。如裴氏在《魏志·张邻传注>>中指出，陈寿所记张合投降曹操事，《张合传》与<<武帝纪》、<<袁绍传》“为参错不同”；又在《吴志·鲁肃传注》中指出，陈寿所记刘备与孙权并力共拒曹操的计谋，与《蜀志·诸葛亮传》所记不同，云：“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又在<<蜀志·董允传注>)有引习凿齿<<襄阳记：，载董恢教费樟之语，袭氐指出：“<<汉晋春秋》亦载此语，不云董恢所致，辞亦小异。．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I”孤立的记载不足置信：有的记载在叙述某一史事时，与其他记载都不相同，则不足置信。如<<魏志·王凌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所截王广对王凌之言，袭氐评云：“如此言之类，臂前史所不载，而独出习氐；且制言法体不似于昔，疑悉凿齿所自造也。”又如《蜀志·诸葛亮传注》中评郭冲所述诸葛亮五事云：“孙盛、习凿齿搜求异同，罔有所遗，而并不多载，冲言知其乖刺多矣。”敌国传闻之言不可轻信：在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中，各国咸敌对状态，以致有些记载或系虚自夸大，或因传闻失实，都不可轻信。如《蜀志·诸葛亮传注》引王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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