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与三国志注(5)

<<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住《任峻传注》中弓卜魏武故事》所载曹操合以补充枣只事迹，其中关于屯田的有一百八十二字。经过袭氏的补充，把曹操实行屯田的原因、目的、措施及效果都明白叙述出来，使后人解决了有关屯田的重大问题。如果不是裴氏补充这些史料，我们现在研究屯田问题不知耍耗费多少心思去猜测揣摸了。在重要鲢历史人物方面，如关于著名哲学家王弼的生平事迹，陈寿在《魏志·锤会传附王弼传》中记载：“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仅用了寥寥二十三字，至为疏略。而裴氏则引何劭<(王弼传》补充其生平事迹及思想学说，共有七百五十余字，比陈寿所记大为详备，为后人研究王弼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若非袭氏作<<注》，则后人对王弼不知其详，在学术研究上当然很受损失。又如著名科学技术家马钧，陈寿在书中只字未提，而裴氏除在《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述其制作外，又在<<杜夔传注》中弓[傅玄所述马钧的生平事迹及其创造发明，共一千二百余字，因而表彰了他的科学咸就。若非袭氐作《注>>，这一代大科学技术家将埋没无闻于后世，岂不大为遗慽1在边疆各族及外国方面，，如关于西北及西方各族各国的情况，；陈寿仅在《魏志》<<乌丸传，，、《鲜车传>>、<<东夷传》中轻轻带过，未作专篇叙述；而袭氏则引《魏略·西戎传》●4塞．之文，对氐、匈奴、羌、西域诸国、大秦及大秦属国作了重要的补充，尤其对大秦的记载，颇为详细地叙述了地理、交通、风俗、习惯、物产等情况，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这不能不使后人感激裴氏博采勤录之功。裴氏除了征引典籍外，还记述了他亲身见闻的资料，如《魏志·齐王纪注》引《搜神记》载魏明帝“诏三公日：先帝昔著《典论b，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裴氏即据自己所见所闻以证其不实，云：“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立也。’”又如《蜀志·李恢传注》解释“康降都督”云：“松之讯之蜀人云：廉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时来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又如<<吴志·孙权传注》云：。松之间：孙怡者，东州人，非权之宗也。”袭氏用自己搜访得来的材料，以纠正典籍记载的错误，更为可贵，由此也可见他平时对史事的细心研霰了。；过去学者指责袭《注o(内缺点，往往以“芜杂”讥之。实际上，袭氏在征引材料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有其体例和法度。近人对此已有辨说，如沈家本云：“今观其征引繁富之中，时寓矜慎之意，并非蔓引滥登；且所引事迹首尾完具，不似他书之割裂翦裁。”(《三国志注所引书目序》)柳诂征云：“裴注有详有略，非专骛繁博也。……故读袭注宜先注意其所来注不注之例，以见其审慎之意。……其剪裁诵述，臂·有用意，时白发例，明其特载之故。……参伍现之，始知裴之精心撰注，非漫为捃摭掇拾者比也。”(《三国志袭注义例>>)柳氏所调“未注不注之例”；为“事显不书”(见《魏志·锺繇传注》及<<陈思王植传注》)、“文多不载”(见<<吴志·孙权传注》)、。“文多不悉载”(见《吴志·孙皓传注)>)⑤、“余语略同者删”(见《魏志，公孙瓒传注》及<<苟或传注>>)等；所谓“明其特载之故”，为“异于余书者载”(见《魏志，袁绍传注》)、“本传不称者载”(见《魏志·荀残传注》)、“分别先后”(见<<魏志·高贵乡公纪注》)等。可以看出，《注》文的剪裁去取，确实是煞费苦心的。以上所说，是裴《注》最主要的价值。其次，在<<注》中还订正了一些记载的错误和歧异，这也有助于后人了解史事的真相．广由于三国时代是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时有战争发生，又上与东汉、下与西晋相交错，情况复杂，以致当时各国官方记载既竞自宣扬，诬蔑敌国；而私家撰录又以交通阻隔，闻见不同。因此，各种历史著作的记载常有错误和歧异之处，如裴氏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于是，对于这些记载，若不考校其异同，辨别其真伪，读者就会对史事认认错乱。裴氏在<<注》中订正了不少记载的错误，辨明了史事的真相，有益于读者很大。对有疑问而不能解决的歧异之处，也都列举指出，分别加以。不同”、“未详”、“未详孰是”、“未知何者为误”等案语，以启发读者的注意，留待后人的研究。而且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治学态度，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饬再者，在《注》中也保存了三国两晋时代的学者对于三国历史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当时的史学水平。在三国两晋时代，从事于三国历史的研究和著作的人很多，如专述魏国历史的有鱼豢著《魏略》、王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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