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精神国防抗战时期史学经世功能的旨归(6) - 史学集刊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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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精神国防抗战时期史学经世功能的旨归(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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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历史教育对于建设精神国防的意义，甚至比服务于抗战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学家的呼号奔走更加直接和有效。七七事变爆发后，有人指出：“近数十年来，敌人的压迫愈来愈紧，到了目前，算是最严重最危险的时期。客观事实上所需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全民奋斗。我们为了要使民众明了国难的情形，发扬我们共同的爱国情绪，我们不能不注意历史教育了。……我们认定历史教育可以担负起救国家救民族的一部份责任。”[注]王敬斋：《现阶段的历史教育问题》，《文化与教育》1937年总第118期。蒋介石也很重视激发爱国精神的历史教育。1938年8月28日，蒋介石在出席中央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时发表的演讲中，用了很大的篇幅阐述历史和地理科目对于爱国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要教一般学生有爱国的精神，要激发他们爱国的思想，最重要的科目和教材，就是历史与地理，……亦惟有使一般学生和国民认识本国的历史和地理，始能使他明礼义、知廉耻，以激发其爱国的良知，燃烧其爱国热忱，而发挥他救民救世的良能。”[注]蒋介石：《革命的教育》(1938年8月)，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50—451页。

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而言，历史教育只是爱国教育的工具；而对于知识界而言，历史教育则是自觉的认识和行动。创刊于1935年7月的《教与学》杂志专门设立“历史地理专号”，邀请顾颉刚、高行健、汤茂如、陈立夫等学者名流商讨教改大计及学校历史教育在挽救民族危机中的作用。叶楚伧在专号的编刊旨趣中指出：“历史教育是精神国防上最重要的工具。……因为一个民族必须知道自己祖先开拓国运创造文化的精神，必须知道自己文化灿烂光荣、崇高伟大的价值，然后才能发生一种自尊自信的心理。由于这种自尊自信的心理的激荡，乃产生出一种沛然不可抵御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就是一个民族奋发图强的原动力。”[注]曹明道：《精神国防与历史教育》，《教与学》1936年第7期。一些历史学家还对历史教育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如缪凤林指出：“今日中学国史教学的基本目标，质言之，亦即如何从讲习国史，以唤醒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振起中华民族精神，恢复中华民族坠失的力量，达到结合国人成一坚固的民族之目的，以挽救当前的危局，使中华民族永远存在而已。”[注]缪凤林：《中学国史教学目标论》，《教与学》1935年第4期。陈训慈则强调：“历史教学之中心目标应在乎唤醒民族自觉。所以历史教材应以能了解民族演进，发扬民族光荣，激发民族精神，以促成民族复兴为准则。”[注]陈训慈：《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材》，《教与学》1935年第4期。李季谷说：“新历史教育的使命，是要将向来‘自私自利’‘有家无国’的一种不良观念，转而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信念，确立‘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信条。……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益，个人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培养这样的精神，就是新历史教育的使命。”[注]李季谷：《新历史教育论》，《教与学》1940年第11期。傅斯年认为，为了“使历史教育有效的、有益的启发民族思想”，要从“(1)说明中国人对世界文化上的贡献。(2)亲切的叙述历代与外夷奋斗之艰难。(3)亲切的叙述国衰、国亡时之耻辱与人民死亡。(4)详述民族英雄之生平。(5)详述兴隆时代之远略”等几个方面入手[注]傅孟真：《闲谈历史教科书》，《教与学》1935年第4期。。这些言论既代表着史学界的主流认识，也为历史教育的推进指明了方向。

九一八事变后陆续在各地兴起、持续到全面抗战爆发的国难教育，本质上即是针对在校学生和社会大众的历史教育。有人主张学校教育应当“利用国语算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社会体育等教学时间，授以国难材料，增加学生雪耻救国的系统观念及动机”[注]吴自强：《中学校实施国难教育之我见》，《江西教育旬刊》1933年第3—4期。。江西的一些中小学率先于1932—1933年陆续发布了国难教育的计划、方案，并进行了初步的实施。1936年1月6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通过了陶行知拟定的《国难教育方案》，将“推进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和主权之完整”确立为国难教育的目标[注]《国难教育方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订)》，《中华教育界》1935年第9期。。在此期间，知识界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对国难教育多有讨论。潘光旦对教育进行了反思，他说：“国难的形成，自有它的内因外缘，若就其内因而论，我始终以为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教育没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没有教一些有聪明智慧的人做士，没有教大家见利思义，安不忘危，没有教我们择善固执，矢志不渝，也没有教我们谅解别人的立场而收分工合作之效。”[注]潘光旦：《国难与教育的忏悔》，《华年》1936年第21期。陶行知呼吁：“现在是教育与国难赛跑，我们必须叫教育追上国难，让教育帮助解决问题”，要“把现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历史的教训密切的联系起来”[注]陶行知：《国难教育方案之特质》，《生活教育》1936年第1期。。显然，国难教育的中心内容就是历史教育。七七事变之后，夺取抗战的胜利成为全体国人的共同使命，历史教育也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更多以社会教育的形式成为全民族抗战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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