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精神国防抗战时期史学经世功能的旨归(2)

传统史学这种资治醒世的价值取向与统治者的扶掖有着莫大的关联。历代王朝设史官修史，目的就在于鉴往知来。唐高祖李渊在《命萧璃等修六代史诏》中明言：“经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注][唐]李渊：《命萧璃等修六代史诏》，[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66页。唐太宗即位以后，提升了史官和修史机构的地位，“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注][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52页。。自此，唐代以国史为中心的史书修撰进入鼎盛时期。唐太宗之所以如此重视修史，诚如他自己所言，是为了“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注][宋]王钦若：《册府元龟》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0页。。《资治通鉴》的问世也是与宋朝统治者的支持密不可分的，“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注][元]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郭超主编：《四库全书精华·集部》第1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正是在所谓明君的重视和支持之下，史家谨守分际，以修史为己任，使传统史学的经世功能表现为服务于治道的价值追求。

随着封建王朝体制的式微，传统史学至近代也迎来自身的转型，其经世功能则突出表现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对于家国命运的忧患意识。明清时期由于专制统治的高压而使考据之风大盛的史学界也积聚了变革的能量。明清易代之际，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以反清抗清的实际行动和反对君主专制、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启蒙，成为孕育民族主义史学的先导。鸦片战争以后，龚自珍、魏源、梁廷枏、夏燮等人借由对鸦片战争史、中西交往史以及边疆史地的研究表达对民族危亡的忧虑，加快了史学变革的步伐和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此后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不乏史学的身影。改良派和革命派从历史的逻辑和规律出发，为变革和革命寻找理论依据。为挽救危局而呼号，为民族生存而求索，是史学在列强环伺、国势衰微的“大变局”面前所作出的不二选择。

20世纪初，专制体制行将就木，梁启超适时举起了以民族主义、民权观念为诉求的“史界革命”的大旗。民族主义作为新史学的本质内涵成为民国史学发展的主流。九一八事变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史学的民族主义倾向也愈益突出。关于这一转变过程，已有学者进行过探讨[注]牛润珍：《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这一转变的内在动因，应视为对传统史学经世功能的继承和超越而不宜简单地看作从考据到经世的转向，因为考据的盛行只是经世史学的蛰伏而非消失。正是我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基因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口找到了以民族主义、爱国精神为进路的用武之地，从而成就了我国经世史学发展的辉煌新篇。

民族主义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动力之源。早在1933年就有人指出：“我国民族精神萎靡不振，无坚忍心，无团结力，实为招外辱之根本原因，所以在今后民族训练，应当注重团结精神与尚武精神，……尤须鼓舞国民之大仁、大智、大勇之道德，一洗旧来萎靡颓唐之暮气，与背国叛党之恶习。”[注]熊寿文：《国难教育与救国》，《江西教育旬刊》1933年第3—4期。还有人指出：“目前中国大患不在外侮，不在农村经济之破产，而在人心之不能纯洁，国家元气之斲伤，有以致之。故欲使民族精神之发扬蹈厉，当自促进民族精神之建设始。”[注]张默君：《国难中之精神建设》，《妇女共鸣》1933年第1期。1936年，齐思和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文中也写道：“我们受人压迫到这般地步，并不是个人间的智勇不如人，也不是领袖人才不如人，实因为一般国民的程度太差。勾践恢复一个小小的越国，尚要十年生聚，十年教养。现在我们人数并不少，若能有系统地施行爱国教育，等到十年之后一个伟大的民族觉醒的时候，谁还能够压迫我们。”[注]齐思和：《民族与民族主义》，《大众知识》1936年第5期。民族意识之淡薄、爱国精神之缺乏即精神国防之薄弱是招致外患的根本原因。因此，挽救民族危亡须从振奋民族精神、建设精神国防始。抗战史学因应了这一时代诉求，其经世之道以建设精神国防为旨归，这无疑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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