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精神国防抗战时期史学经世功能的旨归(4) - 史学集刊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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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精神国防抗战时期史学经世功能的旨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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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建设也包含精神国防建设的要义。重塑民族精神、提高国民素质是蒋介石于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主旨，其云：“这是内忧外患非常严重的时候，一种明耻教战的运动，要使民族道德重振，国民生活革新，以达到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目的。……新生活运动注重精神的建设，换言之，就是人民心理的建设。再换句话说，也就是精神国防的建设运动。”[注]引自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社会发展史》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6页。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寄予厚望，强调其“意义与作用，与总理关于心理建设的一切遗教，完全是一贯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新生活运动就是心理建设的补充实施办法。我们要完成心理建设，来奠定国家精神的基础，就要力行新生活，一方面以身作则，一方面努力推行新生活运动，使全国国民由生活的革命达到心理的建设”[注]蒋介石：《国父遗教概要》，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18—119页。。

在统治当局的大力倡导之下，全国上下形成了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团结抗日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教育风潮。在此过程中，史学的特殊作用被凸显出来。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1931年6月1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就通过了《教育部要求各校每周课外讲演日本侵略中国史令》，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横加侵略，欲雪奇耻，自非从教育入手不为功。……为应目前需要起见，予课外另加临时讲演，专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注]《教育部要求各校每周课外讲演日本侵略中国史令》(1931年6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6页。1931年10月，《教育部令发学生、童子义勇军教育和训练的有关文件》规定，全国各学校在课堂上应“注重本国历史地理，特别注重外交史及国防地理，关于日本侵略我国之事实，尤须切教授”[注]《教育部令发学生、童子义勇军教育和训练的有关文件》(1931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9页。。

1934年夏，蒋介石通令各省，要求“将有益于国家民族与人伦政治经济之历代乡贤事略，照中学教科书体裁，择要编辑，以彰先哲芳烈，而为青年矜式”。准此，甘肃省选定了李广、赵云等30人；陕西省选定了张骞、班超、李靖、韩世忠等47人；山西省选定了卫青、霍去病、霍光、于成龙等30人；河南省选定了岳飞、史可法等30人；山东省选定了田单、李勣、辛弃疾等30人；湖北省选定了屈原、熊廷弼等30人；湖南省选定了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藩等30人；江苏省选定了范仲淹、陆幼夫等40人；浙江省选定了勾践、于谦、骆宾王等30人；安徽省选定了周瑜、朱元璋、徐达、常遇春等30人；江西省选定了王安石、欧阳修、蔡公时等30人；福建省选定了李纲、俞大猷、郑成功、林则徐等30人。上述12个省份，共计遴选出了453人，编为人物志[注]《浙江等十二省历代乡贤人选》，《图书展望》1936年第4期。。“乡贤事略之编辑”成为1935年“史学上新潮流”，各省均有卷帙浩繁的图书问世[注]季杰：《一年来国内史学之回顾》，《图书展望》1936年第4期。。如1935年7月，贵州省顺利完成编辑贵州乡贤传记全稿凡1000册，由中华书局精工印订，特向国民政府“请赐印刷费一万元”[注]《各方请求济助(二)》，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典藏号：001-0-00002-001。。这些入选的历史人物都是具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文臣武将，当局试图通过对其事迹的褒扬和传播，对社会大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1936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发布文化事业计划纲要，指出：“国难日亟，如何培养国民之爱国心，恢复民族之自信力，使全国民众在同一目标下，一致努力于救亡图存，以抵御外来之文化侵略，而建立精神上之国防，实属迫切需要之工作。”要“本三民主义之原则，以文化力量建立全国民众精神上之国防，策动一切救亡图存之工作，尤以促进生产建设，充实国家力量，及发扬民族精神，恢复民族自信为共同努力之目标”，方法是“阐扬历代民族英雄及忠勇侠义之人物，以发扬吾民族之优点，振作民族之自信心”[注]《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纲要》(1936年4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1939年，在新生活运动五周年时，蒋介石将前期提倡的“礼义廉耻”修订成“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五周年纪念训词》，萧继宗主编：《新生活运动史料》，《革命文献》第68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5年版，第67页。，以鼓励军民奋力抗战。国民政府强调抗战与建国并重，除了军事上要打胜仗，要跟日本人对抗外，也必须注重建国大业，除了物质建设之外，精神建设同样重要，因而于1939年发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将精神国防的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抗战史学与精神国防建设的契合在国人的认知和当局的施政层面上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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