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精神国防抗战时期史学经世功能的旨归(5)

三、抗战史学是建设精神国防的利器

抗战时期，史学的经世路径大致有二：一方面，史学家以民族主义和爱国情结为取向的“术业专攻”及对抗日救亡的垂范和践行；另一方面，历史教育作为精神国防建设的重要一环，为增强民族自信、发扬民族精神、坚持抗战到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换言之，抗战史学致力于建设精神国防，在心理上构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防线，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均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任何个人，特别对时势洞察深刻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都将作出选择，历史学者也不例外。面对日寇的威胁，史学工作者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治史旨趣和研究方向的转变。古史辨派创始人顾颉刚于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致力于中国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他在《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中称：“本会同人感念国事日非，惧念民族衰亡之无日，深知抱‘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不可应目前之急，亦非学人以学术救国的应出之一途，爰纠集同志从事于吾国地理之研究，窃愿借此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诚，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意向。”[注]顾颉刚：《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禹贡》半月刊1937年第1—3期。禹贡学会试图以专业之长激发国人的民族情感和护土意识，以施展经国济世之抱负。

除了顾颉刚之外，因国势危殆起而行动的史学家比比皆是。顾颉刚的弟子童书业曾经这样说道：“自东北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辱凌逼可算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都暂时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换了研究方向。”[注]童书业：《古代地理专号·序言》，《禹贡》半月刊1937年第6、7合期。陈垣可谓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此前专注于考证的陈垣自此开始关注时事，以史言志。九一八事变后，陈垣在写给友人方豪的信中有言：“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之讲《日知录》，今年讲《鲒琦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图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注]《致方豪》，陈智超编著：《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2页。对此，历史学者许冠三解释说：“‘从前专重考证’一语，只是相对于1940年后的显著转变而言。按援庵史学素来皆含义理因子，只是七七事变前未刻意标榜罢了。他所信持的义理，简括说来，实不外‘民族大义’四字。大致前期侧重文化，要旨在肯定民族本位；后期偏向政治，主题在表扬民族气节。”[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44页。按：“援庵”系陈垣的字。这番话不失为持正公允的评价。全面抗战时期，陈垣身处沦陷的北平，始终坚守民族大义和学者气节，不为敌伪威胁、利诱、迫害所屈服，表现了一位史学家的品格、操守和担当。陈寅恪、傅斯年、胡适等人或治学转向，或弃书从政，大都因应了抗战大局的需要，为抗日而学术、而奔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玉章、何干之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史学研究融入到革命和抗日的大业之中，有的兼具学者和战士或革命者的双重身份，树立了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典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深地介入现实政治，是与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和中共革命的理论逻辑密不可分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次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序言中指出，为了夺取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决不应使理论的发展，落在实践的后面，……必须要以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作为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由于“隐藏在民族统一阵线理论与行动阵营中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等等有害的倾向，都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因而从历史哲学上去批判过去及现在许多历史理论家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错误见解，及其‘魔术式’的结论，是我们一个不可逃避的任务”[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胡绳在总结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中国史学的成就时也曾指出：“实际的形势使人更加看出抗战的胜利和中国问题的解决绝不是短期间可以奏效的事，也就逼得人不能不从更深远处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实际，由这里来追寻解决中国问题的线索。所以就形成了这一时期中中国历史研究风气的旺盛。”[注]胡绳：《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新文化》1946年第5期。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历史学成为中共革命和抗战的理论来源，肩负着为其服务的天然使命。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就激励国人的抗战斗志、增强抗日的精神动力而言，二者又有不谋而合之处。据侯外庐回忆，当时“消沉者不能说没有，但砥砺志气，发愤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勤奋工作，切实研究问题的人，毕竟占绝大多数。完全不窥国事，把民族存亡置若罔闻，绝对超然乎政治之外的学者，我没有见到过一个”[注]侯外庐：《朋友们的理想、襟怀和情谊》，《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7页。。建设精神国防是抗战学人共同的价值和目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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