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精神国防抗战时期史学经世功能的旨归(3) - 史学集刊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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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精神国防抗战时期史学经世功能的旨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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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神国防建设与史学的契合

“精神国防”这一概念源自何处，尚且有待深入考证。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寇步步进逼、民族危机逐步加深的情形之下，国人开始关注国防，就国防建设建言献策。在这种氛围中，坚决主张反日抗日的吴佩孚于1932年3月15日通电全国国民，申述救国大计，提出救亡四策，其云：

动全国之兵以谋抵御之，一也；从速化除一切党派意见，与全国人才共图建设，二也；除武力自卫之外，兼肆力于外交，多遣干员于各国，以期国际上之正谊公道得所施展，三也；军队本以对外为天职，握国防之要枢，而所以践其职运其枢者，则不在物质而在精神，今后军人专力对外，阋墙之事不宜再演，御侮之时尤当协力，必使忠义之气彻于朝野上下，然后可以却强敌而振国威，树立精神上之国防，斯为救亡第一要义，四也。[注]杨潜：《民国猛士吴佩孚》，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97页。

时评认为吴佩孚首次“提出‘精神国防’的口号”[注]《三日简评：精神国防》，《民众三日刊》1932年第46期。。如果说吴佩孚是十四年抗战开始后较早提出“精神国防”口号的人物，当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

抗战的精神国防建设，顾名思义是指在心理上构筑起反对日本侵略的防线，是国民心理建设对应于反对外来侵略而言的。从民元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看，国民心理建设是有迹可循的。国民心理的健全、精神的提振对于一个政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存亡绝续都至关重要。孙中山曾经说过：“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169—170页。因此，“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169—170页。。孙中山重视社会心理和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于“万众之心理”上，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以“政治继承人”自居的蒋介石。蒋介石在《国父遗教概要》中就指出：“我们如果没有心理和精神的坚固基础，一切物质建设不仅不能成功，就是幸而成功，亦决不足以救国。所以精神道德的建设，是我们一切建设最紧要的基础。”[注]蒋介石：《国父遗教概要》，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6页。

抗战爆发后，这种心理或道德的建设被提升至国防建设的高度，国人对精神国防重要性的认识也更加深刻。鉴于“九一八发生，有郑孝胥之流为虎作伥，一二八事变，有胡立夫之流为虎作伥。设使没有这类汉奸，日本人的威风，至少要减少一大半”的事实，时人发出了“危莫大于精神国防之缺乏”的慨叹[注]观鱼：《精神国防缺乏之意义》，《民鸣周刊》1935年第26期。。正如时人所言：“今日一般人民对于民族历史认识之浅薄，民族意识之消沉，既缺为国家牺牲之信念，又无为民族争光之决心，五年来国难之造成，即为斯种事实之表现！”[注]程清舫：《非常时期之国防建设》，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89页。民族精神的缺乏固然是内部之忧，但提振民族精神恰恰是抵御外侮、建设精神国防的核心。到全面抗战前夕，有人更是直言不讳：“国防的精神要素，这种精神的要素，便是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推动一切国防工具的原动力。缺少了这种要素，我们虽有很好的战斗器具，却不能用之以对外，也抵不住别国一鼓作气的民族精神。当然这里不是说物质国防不重要，而是说精神国防与物质国防是同样的重要。”[注]曹明道：《精神国防与历史教育》，《教与学月刊》1936年第7期。抗战时期，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建设运动，其核心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抗日的精神力量，因为“一国的文化，对于一国的国民，如果我们站在国防的观点上看，也就是一条精神上的‘国防线’。如果一国国民的文化水准，在战时是在提高，换句话说，就是他的‘精神国防’是在充实，那么，这个国家，在最后，一定是会胜利的”[注]吴大琨：《抗战中的文化问题》，汉口：黎明书局，1938年版，第4页。。著名军事家杨杰的总体国防思想中，也包括精神国防的建设。他强调，要“在人民的脑袋里设防，以防御敌人文化队伍的进攻”[注]杨杰：《军事与国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54页。。1937年9月18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于“九一八”抗战六周年之际组织发动了精神国防运动，同时敬告民众：“我们从今日起，要树立精神国防运动，依照所发表的大纲，加强民族抗战统一战线，给前方将兵以有力的支持，更要牺牲所有一切供献国家，齐一步伐，向前推进，以我们的优点，来攻破敌人的弱点，使敌人最后不得不向我们屈服。……而要完成这使命，全在我们从建立精神国防做起。”[注]《〈新闻报〉关于宣传委员会发动精神国防运动的报道》(1937年9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上海抗敌后援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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