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内阁的疲软和阁权的流失，明朝政治中枢失去了支柱，其他力量没有能力填补空缺，导致议论纷扰，“书生误国”，无人担责。黄仁宇论道：万历时期“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身败而兼名裂。”[43]高寿仙亦言：“皇帝权威的下降和党社运动的活跃，也未能促进政治体制的变革，反而干扰了朝廷解决问题的能力。”[44]在这种政治和社会的生态中，指望明朝在自身不保的情况下带领17世纪中叶的中国进入新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任何对晚明社会“新因素”的放大和鼓吹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结　语

在晚明史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过多地注意了明代新因素的出现，而极少关注明代政治的真正走向。事实上，16—17世纪的明代社会变迁是缓慢的，传统政治仍然起着极大的作用。明代政治中枢与社会如何互动，是研究晚明社会变化的核心问题。后张居正时代阁权的衰落使朝廷控制社会的能力迅速下降，即明代国家的领导力越来越弱，而当时社会的发展不可能产生新的力量来弥补这一权力巨变中的真空，相反依然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也就是说，晚明时代并不意味着需要一个弱化的中央集权，否则，面对日益繁杂的内外情势，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强有力的政治引导。在晚明时代，强力的行政中枢决策仍然是第一位的。而在防范出现第二个张居正式的“专擅”阁臣的集体无意识的喧嚣中，除了张居正个人及家族遭遇无情的打击和羞辱之外，明朝政治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影响深远，教训深刻。可以说，在这一集体无意识的喧嚣与争闹之中，反映出晚明社会的迷茫与无奈。在防范第二个张居正所导致的政治中枢弱化的背景下，各种政治势力都不会成为赢者，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来承担挽救明朝颓废衰亡的历史重任。

在神宗即位以来的明代历史演变中，不能因为张居正有功而完全忽略张居正个人所应负的责任。在张璁之后，明代内阁功能的弱化从张居正夺取首辅的那一刻就开始出现了，只是张居正本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未来政局的巨大影响。张居正生前与身后两个阶段防范第二个张居正出现，都真正达到了各自的目的。所以说，从张居正赶走高拱而防范第二个张居正出现开始，标志着晚明政治的开端，自然也是晚明政治的最大特点。长期以来，学界以“改革”的视角来认识张居正的思维模式又极大地掩盖了这一现象，导致对张居正的认识过于片面，并对晚明政治缺乏深度认知和理性反思。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讲，“明亡于万历”其实就是亡于万历时期内阁制度的破坏，而这个起点并不是在张居正去世之后，而是在张居正夺取首辅之时。不论是首辅张居正，还是亲政后的明神宗，他们严防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事实上都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冲击着内阁制度，使嘉靖以来不断增强的内阁中枢化进程被打断，并发生逆转，不可收拾。“明亡于万历”表明明朝的灭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枢政治出现了严重的故障，自身又无力修复。长期以来，学界以张居正个人来命名万历新政，一再凸显所谓“张居正改革”，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张居正在万历初政中的绝对影响力，年幼的皇帝处于被架空的状态，使万历初政在张居正个人权力的异化中逐渐走向不可控制，延至崇祯时彻底崩溃。

作者简介：田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与西部边疆史。

[1]刘志琴：《张居正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页。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6页。

[3]马楚坚：《明清边政与治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4]参见田澍：《八十年代以来明代政治中枢模式研究述评》，《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1期。

[5]参见田澍：《张璁与嘉靖内阁》，《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

[6]《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634页。

[7]王天有：《王天有史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5页。

[8](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六《阉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页。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zonghexinwen/2020/1103/3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