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

行事风格

材料出处

吕调阳

张居正当国，同列吕调阳莫敢异同。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张四维

高拱为首辅时，张四维“干进不已，朝士颇有疾之者”。因张居正推荐入阁，“谨事之，不敢相可否，随其后，拜赐进官而已。”

《明史》卷二一九《张四维传》

马自强

虽持正，亦不能有所为，守位而已。

《明史》卷二一九《马自强传》

申时行

以文字受知张居正，蕴藉不立崖异，居正安之。

《明史》卷二一八《申时行传》

余有丁

性阔大，喜宾客，不设城府。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五，万历十二年十一月己丑

从上表中不难看出，与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前期共事的这五位阁臣中，没有刚强之人，不可能与张居正相抵牾。《明史·张居正传》认为：“当是时，太后以帝冲年，尊礼居正甚至，同列吕调阳莫敢异同。及吏部左侍郎张四维入，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14]张居正的个人意志因此能够得以推行，故《明史·申时行传》论道：张居正“揽权久，操群下如束湿，异己者率逐去之”。[15]

《明史·张四维传》亦言：“当是时，政事一决居正。居正无所推让，视同列蔑如也。”[16]在回湖北葬父之时，小事由张四维“代拟旨，大事则驰报居正于江陵，听其裁决”，[17]被边缘化的吕调阳则“坚卧称疾不出，累疏乞休”。[18]张居正因此开创了首辅个人独断的新例，明朝的决策中心便由北京转移到了湖北江陵，为明代空前绝后之事。

可以说，万历前期的内阁，表面上是集体内阁，实为张居正一人的独裁内阁。长期以来，人们所赞誉的张居正的权力，其实就是这种极不正常的独裁阁权。在这一政治生态中，与张居正共事的阁臣为了自保，职如纸糊，形同泥塑，在张居正面前唯唯诺诺，故皆能在表面上与张居正暂时和谐相处，确保自己权位的稳当，以防被张居正赶出内阁。正如商传所言：张居正“是强势的，在他把持的内阁中，实在容不得任何强者的苗头”，“伴随居正而去的还有内阁的权威的丧失，留下的只是举朝的茫然”。[19]

毋庸置疑，在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缜密设计和刻意实践中，张居正利用或明或暗的方式，完全实现了自己的预定目标，暂时确保了自己阁权的绝对安全。与高拱的失败相比，尽管张居正较好地解决了自己与后宫和太监的关系，但同样没有解决好自己与皇帝的关系。《明神宗实录》的编纂者论道：神宗“冲年在疚，拱默受成于两宫，权不自制，惟恐外廷之擅。而顾命之臣，自负付托之重，专行壹意，以致内猜外忌，同列阴行其谋，而内竖黠者，亦谋间旧以自固，相比伺衅，骤移两宫之意，而权复偏有所归。

后先同辙，相寻以败。专擅之疑，深中圣心。魁柄独持，以终其世。晚虽倦勤，而内外之间无复挟重恣行如初年者。主术所操，犹为得其大也”。[20]与世宗即位之初必须围绕新帝建立新秩序一样，万历初年也必须围绕神宗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这是当时的头等大事，高拱与张居正等阁臣必须处理好旧有阁臣与新皇帝的关系，否则下场将与杨廷和等旧臣一样，甚至更惨。但他们二位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是他们最大的政治失误。而张居正为了维持自己的首辅权力只能与太监勾结，政治风险更大，故比高拱付出的代价更高，受到的清算更严厉。

三、后张居正时代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

在张居正成功防范出现第二个张居正之后，后张居正时代无缝对接，对防范出现第二个张居正采取公开和严厉的手段，不遗余力，也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张居正的政治作风不能延续深表不满，并对反对张居正的势力大加挞伐。其实这种看法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因为问题的根本在于张居正的权势只属于张居正个人，张居正的行事作风也只属于张居正个人，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效法。

除了前述被张居正推荐选拔的阁臣自身软弱之外，张居正的死，意味着万历初政即顾命政治的结束，这是万历政治的一大变化。要在张居正死后还要延续其行政风格和特点，即要延续顾命政治，完全是不切合实际的臆想，既是对万历前十年的误读，也是对后张居正时代的误读，当然归根结底是对明代政治的误读。正是因为强势的张居正选择的都是弱势的阁臣，所以在他之后就根本不可能再出现第二个张居正来推进自张璁以来不断强化的阁权。也就是说，是张居正自己阉割了万历初期的内阁，使后继者既无心也无力来延续张居正式的阁权。正如刘志琴所言：在张居正身边的次辅张四维、申时行是“居于六部之上的内阁重臣，是主导政务的政治家，也是能不能继续坚持新政的关键人物，对这要害人物，张居正一个也没有看准”。[21]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zonghexinwen/2020/1103/3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