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6)

反对和清算张居正，客观上就是在削弱阁权。此前高拱虽以“专擅”之名被驱逐，但张居正并没有开展对高拱“专擅”的清算，也没有像徐阶之于严嵩提出所谓的“三语政纲”来糊弄舆论，而是喜欢高拱式的“专擅”，而且是越“专擅”越好。但在张居正之后，清算首辅的“专擅”再不是虚晃一枪，走走过场，而是全面的、切实的、持久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这一运动中，各方势力的认知高度一致，连张居正所选的阁臣都集体背叛，主张削弱阁权，避免再次出现张居正式的人物。

万历十二年(1584)，申时行向神宗疏言：“照得阁臣之设，所以备顾问，赞枢机，其务至繁，其职至重，必登延哲乂，广集众思，乃可以裨翼皇猷，弼成治理。仰惟皇上聪明天纵，总揽权纲，万化聿新，百废具举，臣等才疏识闇，莫能仰佐下风，近又该臣余有丁病故，止臣等二人在阁，一应事务，窃恐办理不前，有负任使。今在廷诸臣人品学术，俱莫逃于圣览，伏乞皇上断自宸衷，简求贤哲，以充是任。或查照旧例，敕下吏部，会同九卿科道官推举，上请圣明简用，以昭公道，以服舆情。”神宗允准，“着便会推堪是任的五六员来看。吏部知道。”[35]

这样，就完全改变了张居正秘密推荐的做法，恢复公推使被推阁臣有了独立感，不再对首辅心怀感激而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亦即不再属于首辅的附属者。然而由于对张居正的过度清算，内阁地位和作用的迅速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对此，阁臣叶向高倾吐了自己尸位素餐的尴尬处境，说道：“自不肖受事以来，六曹之政，绝未尝有一语相闻，甚至上疏之后，揭帖亦无，直至发拟，然后知之。仓卒之间，无从商榷，直以意为之票答而已。至于事有壅格，则无人不相委罪，即六曹亦云：‘吾疏上已了矣，其得旨与否，阁臣事也。’故尝谓今日人情，论事权，则共推阁臣于事外，惟恐有一毫之干涉；论利害，则共扯阁臣于事中，惟恐有一毫之躲避。其难易苦乐已大失其平矣。而事无大小皆须催请。催请稍迟，便相督过。每日阁揭，常数十上，至有一事用二三十揭，而谭者犹病其缄默也。岂不困哉！不肖无聊之中，每思高皇帝罢中书省，分置六部，是明以六部为相也，阁臣无相之实，而虚被相之名，所以其害一至于此。”[36]

与所有阁臣特别是首辅不同的是，张居正遇到的神宗是明代在位最久的皇帝，在张居正去世后神宗又有38年的在位时间。由于神宗同样对张居正恨之入骨，所以张居正不可能被神宗所平反。“终万历朝，无敢白居正者”。[37]在反张运动持续而又深入进行之中，明代中枢政治受到致命打击，在张居正之后，再无强势阁臣出现，政治环境为之大变。于慎行说道：张居正死后，“太后惮上威灵，不复有所谕，辅导诸臣，亦不敢极力匡维，而初政渐不克终矣。江陵自失臣礼，自取祸机，败在身家，不足深论，而于国家大政，有一坏而不可转者，何也？凡天下之事持之过甚，则一发而溃不可收，辟如张鼓急则易裂，辟如壅水决则多伤”。[38]

尽管防范出现“专擅”的第二个张居正的目标实现了，但在这一过程中，明朝也就同步走向衰亡。看似热闹的晚明其实就像迷失方向的破船漫无目的地乱撞，“当事者痛饮于危墙之下，歌笑于漏舟之中”。[39]孟森认为：“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夫臣果安往？昔日风气未坏，正人君子，屠戮之而不能遽尽，故无君而犹有臣；至崇祯时，则经万历之败坏，天启之椓丧，不得挽回风气之君，士大夫无由露头角矣。思宗而在万历之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40]此言虽有一定道理，但“无臣”并不是缺少人才，而是朝臣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机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内阁制度的破坏和由此导致的人心涣散。

天启元年(1621)，御史袁化中认为当时的政治是“宫禁渐弛”“言路渐轻”“法纪渐替”“贿赂渐章”“边疆日坏”“职掌渐失”“宦官渐盛”“人心渐离”，[41]可谓一针见血。在熹宗折腾之后，要凭崇祯皇帝一人的单打独斗根本不可能阻止明朝灭亡的趋势。对此，崇祯五年(1632)兵部员外郎华允诚就有清醒的认识，他说：“窃见三四年来，皇上焦劳于上，群百工执事鞅掌拮据于下，勿勿孜孜，日不暇给。而法令滋章，臣民解体，人才荡尽，根本受伤，此臣所谓可惜可忧者也……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本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形。”[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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