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理解，内阁在废相后的政治挤压中艰难地适应着新的政治生态，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夹缝中不断利用特殊的机遇来试图扩张权力。所以，此时的阁权之“弱”是常态，而非变态。后一个“弱”是相对于阁权在不断强化之后的一种状态而言，是一种变态，而非常态。明朝就在阁权由强变弱的变态中活力减弱，逐渐走向衰亡，其亡国模式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明朝的阁权在嘉靖初年至万历初年的五十多年间达到了高峰，这是学界的主流看法。[4]具体而言，就是从阁臣张璁到张居正在职时阁权的表现形态。[5]在这一阶段，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等人在阁期间都与当时的皇帝关系密切，并得到皇帝的支持，成为明代历史上阁臣特别是首辅与皇帝密切关系持续时间最久的时期。尽管这一时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是巨大的政治或军事危机，但最终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中枢具有活力，内阁与皇帝之间的互动关系较为密切。

在这一时期阁权的强势扩张中，尽管有些人对阁权突破祖制而不断强化表示了担忧，但难以对内阁的强化趋势有所影响。在严嵩被罢免之后，徐阶为了迎合部分舆论，“谤先帝”，提出了所谓“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6]的“三语政纲”，试图借此来笼络人心，改变形象，但由于惯性强大，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强势阁权的走向。一些学者一再凸显此时的徐阶，把徐阶看成嘉靖、隆庆之际的栋梁，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认此时内阁的依然强大。徐阶之后的高拱和张居正继续强化阁权，首辅权力不断扩大，这应该是学界主流的看法。

对这一时期阁权的显著变化，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用“混斗”来描述，而忽视阁权的强化必然会引起政治系统的不适应和由此引发的系统内部的剧烈震荡，指望阁权的强化不经过内部的巨变而一步到位或朝夕完成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阁权强化的态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非阁臣的朝臣乃至一部分士人会有异议，即使阁臣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出现这些现象都是极其正常的，不足为奇。

但是，核心的问题是嘉靖、隆庆、万历之际的阁权最终要往何处发展？明史学界对此问题的探索还远远不够。总体而言，从张璁到张居正，阁权是不断扩张的，但扩张毕竟还是有限的。从现有的认知水平来讲，学界一致的看法是在这一过程中首辅张居正时期的阁权达到了峰值，甚至超出了内阁的职权范围。正如王天有所言：“张居正推行考成法，虽然当时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以内阁控制六科，监督六部，就超出了内阁议政的权限，明显地把权力延伸到监督百官执行权的领域。

所以张居正改革以失败告终，死后被抄家，罪名就是‘侵权’。”[7]张居正被大多数人所肯定，被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誉为“宰相之杰”，事实上就是对明代阁权峰值的另外一种表达。如果这种认识能够成立，那就必须回答后张居正时代阁权走向这一重大问题，这是研究晚明历史必须正视的首要问题。

二、张居正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

对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阁权由强变弱的时间，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在张居正之后。这种认识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象，简单地将张居正与其身后的万历政治割裂开来。事实上，由于惯性和特殊机遇使然，张居正时代既是阁权所能达到的高峰时代，又是阁权必然开始弱化的时代。

很多学者用“宰相之杰”来形容张居正的权势和地位，从阁权的高峰状态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理解时并没有看清问题的真相。与张璁、严嵩、徐阶、高拱等首辅相比，张居正执掌内阁的确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从表面上看，此时首辅张居正如同摄政者，确实发挥着独特而又显著的作用。神宗的年幼使首辅张居正事实上具有辅政的权力和地位，此时内阁的作用与皇帝能够独立行使皇权时确实有明显的不同。换言之，万历初年的内阁就是“顾命内阁”，在特殊的时期具有特殊的使命。

而这一顾命内阁本来的设计是集体顾命模式，而不是张居正一人的顾命模式。众所周知，经过张居正与内廷的勾结，强势而又有个性的顾命首臣高拱被赶走，高仪很快去世，三位顾命阁臣只剩下了张居正一人。这样，穆宗临终时安排的三人顾命模式瞬间就变成了张居正一人的顾命模式。特别是“顾命元臣”高拱“以片言谴罢，如叱一奴”，[8]是明代从未有过的政治现象，自然也是从未有过的变局。内阁集体的权力就变成了张居正一人的权力，这也是明代内阁演变中极为特殊的一幕。[9]毋庸置疑，有内廷支持且以顾命名义执掌内阁的张居正自然也就成为明代阁臣中空前绝后的权势显赫之人。但必须指出的是，张居正的这种权势绝不是阁权的常态，恰恰相反，是阁权的变态。在这一看似风光的政治权力背后，如果把握不好，将给万历政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zonghexinwen/2020/1103/3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