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5)

特别是为了与张居正彻底划清界限，避免使自己成为第二个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等阁臣坚决站在张居正的对立面，向天下表明自己绝不做张居正式的阁臣，自然也就不会成为第二个张居正。如张四维“曲事居正，积不能堪，拟旨不尽如居正意，居正亦渐恶之。既得政，知中外积苦居正，欲大收人心”，[22] “力反前事，时望颇属焉”。[23]其与申时行“务为宽大”，“罢居正时所行考成法”，[24] “以次招收老成，布列庶位，朝论多称之”。[25]摆脱顾命束缚的神宗也“乐言者讦居正短”，[26] “居正诸所引用者，斥削殆尽”。[27]正如夏燮所言：申时行“在阁九年，政令务承上指，不能有所匡正。又惩居正综核之弊，一切务为简易。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云”。[28]死后的张居正受到皇帝和阁臣的全力碾压，尽管得到了后人的同情乃至喊冤，但却无法跨越现实的政治。

神宗君臣对张居正的清算在于试图结束张居正高压的顾命时代，不论张居正利用手中的强权做出了多大的政绩，在朝野上下皆要求结束其顾命政治的期望和呼声之中，清算张居正在短时期内符合民意。如对申时行沿用张居正密荐阁臣的做法，吏部尚书陆光祖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旧制，阁臣必由廷推，若令一人密荐，恐开植党之门。”[29]

而从申时行密荐的赵志皋和张位两位阁臣上任后平淡的政治表现中，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密荐阁臣的弊端，所以，朝野强烈要求摒弃张居正的做法，杜绝“植党树援”“挟私”用人的再次出现。御史钱一本对张居正死后强势阁权的延续提出了批评，认为“朝廷之政，辅臣安得总之？内阁代言拟旨，本顾问之遗，遇有章奏，阁臣宜各拟一旨。今一出时行专断。皇上断者十一，时行断者十九。皇上断谓之圣旨，时行断亦谓之圣旨”，进而指出：“我国家仿古为治，部院即分职之六卿，内阁即论道之三公。未闻三公可尽揽六卿之权，归一人掌握，而六卿有頫首屏气，唯唯听命于三公，必为请教而后行也……国家命相之大任，仅为阁臣援引之私物。”[30]由于张居正自身不正被攻击，故一些朝臣将其与严嵩败政行为相提并论，如钱一本认为：“以远臣为近臣府库，又合远近之臣为内阁府库，开门受赂自执政始”，“故自来内阁之臣一据其位，远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败不止。嵩之鉴不远，而居正蹈之；居正之鉴不远，而时行又蹈之。继其后者庸碌罢驽，或甚于时行；褊隘执拗，又复为居正”。[31]

要结束顾命政治，清算张居正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专制政治的正常现象。学界需要理性探究的问题应该是为何被后人夸大能耐的张居正难以幸免。人们在讨伐反张的各种势力的同时，难道就不能正视张居正本人的责任吗？在担任首辅之时，他一方面把其他阁臣不放在眼中，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视为无有；另一方面，挑选的阁臣都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怯懦之人，无振兴之意，无担当之能。

人们对后继阁臣无能的讽刺挖苦，事实上是对张居正所选阁臣的嘲弄。如张四维就是张居正与冯保联手选入内阁的。据《明史·张四维传》记载：“四维家素封，岁时馈问居正不绝。武清伯李伟，慈圣太后父也，故籍山西，四维结为援。万历二年复召掌詹事府。明年三月，居正请增阁臣，引荐四维，冯保亦与善，遂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赞机务。”[32]张四维的入阁，集中反映出万历初年的政治生态，其与当时掌握最高权力的三方都有良好的关系。但让张居正根本想不到的是，他是在选拔自己的掘墓人。人们对后张居正时代的一再讥讽，事实上就是在揭露张居正的无能。目前学界对万历朝研究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人为地割裂首辅张居正时代与后张居正时代的关系，无限度地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并因此导致张居正的研究止步不前。

张居正刻意推选的阁臣确实在其生前给足了面子，既没有冒犯自己，也没有像张居正那样在背后捣鬼而暗算张居正，使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得以稳定。这样一种只顾自己权势的短视行为，是张居正最大的政治失误。张居正只顾自己的行政，而忽视身后政策的延续；只顾自己的权位，而不防后继者的背叛；只顾自己为所欲为，而无视后继者的厌恶与疏远。

神宗为什么能够轻易地发动对张居正的持久清算，根本原因就在于张居正无力平衡各种关系，无力凝聚人心，无力培养忠于自己的政治势力，无力延续自己的风格。他应该明白，自己的权势不可能被其后继者所沿袭或复制，他的离世必然标志着政局的巨变和顾命政治的结束，无人能够填补他的空白。日本学者小野和子论道：“张居正施行了以强化对六科管理体制为内容的考成法，想封住批判政治的言论。但是，在张居正死后，考成法被接掌内阁的申时行事实上废止了。因为以他的政治力量，怎么也难以维持这样的体制。”[33]商传亦言：“自居正去世，内阁再无权威所言。一个失去内阁权威的明帝国，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政府管理。治国方面先天不足的明神宗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担负起国家管理的责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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