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3)

不论阁权或大或小，也不论首辅和次辅地位有多大的差异，明代内阁不变的特征就是集体讨论，集体决策。尽管阁权的运行过程中有个别强势首辅出现，但在万历之前，这一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到了神宗即位之时，自张璁以来不断强化的阁权才因特殊的政情而发生了显著变化，正如《明史》所言：“迨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祖制由此变。”[10]张居正以极为特殊的身份控制了内阁，掌控着朝政。长期以来，人们一再凸显的就是张居正所拥有的这一非常态的权力模式。

事实上，对于自己的阁权，张居正并没有充分的自信。在他担任首辅之前，阁臣之间的权力争夺让张居正刻骨铭心，牢记教训，所以他要韬光养晦，藏而不露。一旦时机成熟，他就毫不犹豫，迅速出手，将对手置于绝地，使其难以东山再起，无法对自己构成威胁。

张居正对高拱的前后态度的变化就集中反映出他的这一性格和作风。尽管张居正获得了暂时的成功，但其内心的恐惧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在增加。他担心像他一样的人在暗地里注视着自己，算计着自己，在力量聚集到足以下手时将自己置于死地，使自己又变成了第二个高拱。换言之，要使自己不再成为第二个高拱，就必须防止出现第二个张居正。这是张居正确保自己权力稳定而必须要全力实现的目标，也是张居正在获得首辅权力后所有行政行为的核心工作。

纵观万历之前的阁权演变，对现任首辅权力造成最大威胁的无外乎两种力量，一是比其资历深、被当朝皇帝看重的致仕阁臣；二是像张居正自己一样觊觎首辅权位、伺机取而代之的现任阁臣。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在张居正夺得首辅之后，健在的致仕阁臣有69岁的徐阶，68岁的吕本，64岁的赵贞吉，61岁的严讷、李春芳、郭朴和陈以勤，60岁的高拱，50岁的殷士儋等人，一共9位。其中对张居正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高拱，所以，他要竭力防止高拱的复出。其他8位对张居正威胁不大，要么年事已高，要么魄力不足。但即使如此，防范意识极强的张居正也不会掉以轻心。

万历初年，在一次朝讲结束之后，神宗“顾辅臣，问阁臣吕本在家安否，江陵大怒，退召其子中书兑至朝房，问曰：‘主上问尊公起居，何缘受知？’兑大恐，即上疏自罢，旋被内察。盖见上问及，恐其复用，故排抑之如此”，[11]从中可以看出张居正对致仕老臣内心的极大恐惧，故必须严加防范，不能有所闪失。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在前往湖北葬父之际，“念阁臣在乡里者，高拱与己已有深隙，殷士儋多奥援，或乘间以出，惟徐阶老易与，拟荐之自代。已遣使报阶，既念阶前辈，己还，当位其下，乃请增置阁臣”。[12]由于张居正的严防死守，故没有出现嘉靖前期启用谢迁、杨一清、费宏和隆庆年间召复高拱等现象。可以说，在防止启用致仕阁臣方面，张居正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这一势力对张居正的阁权不会构成丝毫的威胁，确保了张居正始终以唯一的老资格身份掌控着万历初年的内阁。

就第二种情况而言，是张居正防范的重点。当三人集体顾命的阁臣变为张居正一人顾命时，如何构建万历新朝的内阁，将是考察张居正是否具有政治远见的关键之处。换言之，在确保张居正权力稳定的前提下，如何组建后张居正时代的万历内阁，应该是张居正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当然也是首要问题。人们应该清楚张居正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前提在于有较大空间的独断权力，即在内廷支持下能够独享阁权。所以说，独享阁权既是张居正有所作为的主要原因，也是张居正对万历政治造成深度影响的主要原因。

与明代所有阁臣不同的是，张居正在选用阁臣时完全是在白纸上写字，自己能够一手操控。但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张居正在这一关键环节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将其狭隘、自私、短视的一面暴露无遗。为了防范现任阁臣对其阁权的威胁，张居正用尽了心机，利用自己独掌内阁的特殊时机，独自选任阁臣，将性格柔弱、不敢担当甚至善于伪装且能讨好自己的人选入内阁，避免像张璁、夏言、高拱和自己一样的强臣进入内阁，完全改变了选用阁臣的传统。

隆庆六年(1572)六月二十三日，顾命阁臣高仪去世，第六天，即二十八日，礼部尚书吕调阳入阁。万历三年(1575)，礼部尚书张四维入阁。万历六年(1578)，礼部尚书马自强和吏部左侍郎申时行入阁。张居正临终时又密荐致仕的礼部尚书潘晟和现任吏部侍郎余有丁入阁。诏令此二人入阁的第二天，张居正病故，远在浙江的潘晟因“秽迹昭著”“舆情共恶”而遭到严厉的弹劾，未能入阁，[13]故被张居正推荐入阁者共五人。现将这五位阁臣的行事风格列表说明如下：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zonghexinwen/2020/1103/3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