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巨擘的另一面：汤因比的忧患与恐慌(3)

后来，见证了战争残酷的汤因比发生了变化，并终生痛恨战争。在一战后，汤因比受聘于伦敦国王学院的科拉伊斯教授席位。汤因比对希腊有特殊感情，在科拉伊斯教授就职讲演中，他认为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现代世界，希腊一直是欧洲在东方的前哨，其历史中充斥着不同类型的独特苦难。从希腊开始，汤因比开始将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囊括其中。在那个时候，汤因比的思维框架仍然处于东西方分立的二元框架之内。在讲述1920年代初希腊与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之战时，汤因比明显的亲土耳其论调，让支持这个教授席位的希腊赞助者大为不满。享受着希腊人捐赠的高额薪水，而痛斥希腊政府、盛赞土耳其人，这就威胁到了汤因比的职位。汤因比一直试图劝说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政府，要认可穆斯林希望同欧洲诸民族平起平坐的诉求。在汤因比看来，穆斯林所受的苦难比希腊人和东方基督徒要多得多，土耳其人的罪行是“这个文明土崩瓦解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行凶者的过错”。而且，他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因此无需挂虑。

《历史研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出版也迎合了当时的焦虑情绪，尤其是在前三卷中，汤因比将战争视为文明解体的决定性要素。以带着“先知语调”的文字，汤因比将历史学的视野延伸到了前所未有乃至未曾想象过的广阔视野。毫无疑问，所有的研究者都必然会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冲击。汤因比认为，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将不可避免，这也许会是全人类的最终归宿。一方面，他欣悦于见到这样一个帝国，因为在涵盖全球的帝国内，也许就不会再发生世界大战了。另一方面，全球性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所必然要出现的暴力，则让汤因比感到痛恨。在动荡时代中，汤因比开始重新回归小时候的精神世界，将基督教视为最高的信仰。在二战之后，特别是家庭关系破裂的痛苦逐渐弥合后，汤因比又从那种对苦难的崇高感中解脱了出来，转向了更加洒脱的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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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zonghexinwen/2021/0306/4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