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巨擘的另一面：汤因比的忧患与恐慌(2)

汤因比一直在不停地写，为了获取更多的稿酬，也同编辑们斤斤计较版税的问题。在二战后，汤因比被视为先知一样的人物，在美国名声大噪。他不仅号召美国“自觉地替代英国”，以充当“基督教文明残存部分的领袖”去抗击威胁的力量，同时在《生活》杂志拒绝发表他关于美国命运的约稿后，仍然要求对方支付了一千五百美元的高昂稿费。他特别愿意去美国讲座，而且总是要求主办方在系列讲座中给他足够长的休息时间。这样，他可以用主办方提供的车辆、机票和住宿，到其他地方进行同一个题目的讲演，以赚取额外的收入。在退休后，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继续学术工作、赚更多的钱、看更大的世界。《历史研究》获得巨大成功后，版税源源不断，但汤因比仍对财务问题十分焦虑，尤其是害怕税务官会突然对他处以高额的罚款或征收极高的税金。

婚姻与家庭

与罗萨琳德的婚姻对于汤因比来说，既是他所愿望的，也是他许多痛苦的来源。这段婚姻曾遭受汤因比家族的反对，因为罗萨琳德出身传统的自由党贵族，是吉尔伯特·穆雷的女儿——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成分太高”。穆雷本人也是一位古典学者，编译的古希腊戏剧作品在二十世纪初的伦敦舞台上风靡一时，还曾在1908年到1936年间担任牛津大学的钦定希腊语教授。在将近三十年任教牛津的时间里，穆雷着力对牛津大学的古典学教育和研究进行改造，力图将古代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穆雷在汤因比求学牛津的生活中就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并最终成为了汤因比的岳父。

在《幸福树》（1926年）这部带有自传性的小说中，罗萨琳德描述了她对这段婚姻的不满。她毫不掩饰地以“文学手法”描绘了自己的生活。小说中的女主角成长于一座乡间城堡中，婚后有三个孩子，有钱的外祖母拒绝给他们额外的经济帮助。这与罗萨琳德的生活一模一样！女主的丈夫（影射汤因比）是一位研究古代铭文的专家，生性吝啬，因身体原因未能参军。这也是真实的生活。而在小说的结尾，时年三十六岁的罗瑟琳德借女主之口说：“我的童年十分快乐；我嫁错了人，自己深爱着的那一位却在战争中牺牲了——就是这样。”除了汤因比的家庭与罗萨琳德的家庭并不门当户对之外，这种不满或许也与两人过早中断房事有关。在结婚前后，他们都是精力比较旺盛的人，但大约在1922年第三个孩子出生后，他们认为只有完全断绝房事才能避免罗萨琳德不断怀孕，家庭生活的负担使他们也不想要更多孩子了。

对世界的悲观与热爱

除了对家庭生活，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忧患之外，汤因比也常常忧心西方文明的衰落。汤因比在1920年夏天阅读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后大受震动，开始更为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鸿篇巨著。他最早的出发点是两条公理：第一，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应当是完整的社会，而非任意割裂下来的一部分。第二，所有文明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和可通约的。一个变量，则是各个民族传统的差异性。在那个暑假里，他在《人之秘仪》手稿中罗列出了文明社会的十大特征，这些都是以爱琴海到两河流域的古代历史为基础的。

毋庸讳言，虽然传说中的汤因比总说自己希望能够生活在公元四世纪的中国新疆，但23岁的汤因比曾给母亲写信说，“在目前这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崛起直到吞并我们为止），英格兰的公学学生将同德国的青年精英争夺世界的领导权”。他害怕“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我们就成为‘南方佬'了”，所以英国应当“武装到牙齿”，要统治印度、开发西非，甚至在加拿大建立殖民地，如同古希腊人曾统治亚洲一样。在《民族性与战争》中，汤因比甚至流露出“黄祸论”的思想倾向。他认为，中国必将同“新大英帝国”竞争，这个新大英帝国主要由英国、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南美的各个共和国所组成，并预测“俄国将会成为组建这道防线的主要推动者”。不过，年轻气盛且觉得 “战争令人心驰神往”的汤因比，最终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并未服兵役。他本人一直坚持是因为痢疾，并且一直保存着当时医生所开具的证明。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zonghexinwen/2021/0306/4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