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巨擘的另一面：汤因比的忧患与恐慌

汤因比的孙女说，祖父最经常引用的拉丁文是“Nil desperandum”（从不绝望）。在她看来，这是汤因比为孩子们树立的榜样。然而，如果一个人时常挂在嘴边的是“不要绝望”，他的内心恐怕非常焦灼，时常处于绝望的边缘。

少年时代的高光

汤因比从幼年起就显示出了天才。他从十岁起在肯特郡的伍顿学校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了日后能够获得顶级公学的奖学金，汤因比过着严格的自律生活，这些习惯影响了他的一生。在经历了一次失败之后，汤因比在1902年成为温切斯特公学的奖学金获得者。事实上，对我们来说更为出名的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都晚于温切斯特公学，且都是以其管理模式为范本。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体制化的霸凌行为使汤因比深恶痛绝，没有暖气的宿舍甚至使他差点因肺炎而死去。那时候陪在汤因比身边的，只有他的宠物：一只名字不叫“海德薇”的猫头鹰。

在温切斯特公学里，核心功课是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不仅要广泛阅读古典著作，更要学习用古代语言创作散文和韵文，且要严格遵循格律。既不能用《新约》中低劣的希腊文，也不能用罗马“白银时代”的次等词汇。即使当时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但在公学中却几乎没有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自然科学课程，现代历史和文学则主要由数学老师进行简单的讲授。在各种奖项比赛中，汤因比几乎总能拔得头筹。

在公学期间，汤因比以拉丁文写作了一部穿越剧，并因此而获奖。在这个虚实交替的故事中，一个虚构的罗马皇帝在不列颠称帝，随即控制了高卢和意大利，在与东部皇帝的战争中被杀。这位死去的皇帝灵魂未灭，穿越到了二十世纪的伦敦街头，当时英国人正在庆祝与法国缔结的新合约。将公元四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叠加在一起的阐释，展现了汤因比未来宏大视野的雏形，这些都是以西塞罗式的拉丁文写成的。

进入到牛津大学后，汤因比再次克服了艰难的适应期，成为了整个学院瞩目的人物。没有人怀疑这个年轻人将来一定会取得卓越的成就。虽然长久接受古典语言文学的训练，汤因比仍然保持着客观现实的判断。他认为，“无论如何，戴克里先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总归是比维吉尔更大”。和马克·布洛赫等学者一样，汤因比也反对黑格尔的目的论“幽灵”，而更倾向于以伯格森哲学中的变化来阐释历史，尤其是强调“直觉”。汤因比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就立志成为“伟大的历史博学者”，要效法德国史学家爱德华·迈耶（Eduard Mayer）的五卷本《古代史》（Geschichte des Altertums），将超越一般学者的丰富细节编织成令人炫目的画卷。他要不断地规划自己未来的事业，下决心成为本专业的大师，“成为年轻有为的系主任、训练有素的教师和历史学家”，要真正地干出一番事业。

作为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初叶的英国人，即使是“中产阶级上层”的家庭，随时都面临着被意外吞噬的危险。向下流动的通道一直打开着。汤因比的爸爸哈利曾经也想效法自己的哥哥在大学中谋求一份教职，但那位巴利奥尔的讲师却对弟弟说，大学的教员和卖茶叶的生意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哈利最后在一座小城担任慈善协会的部长，在帮助穷人自力更生的同时，领取微薄的薪水。他们的家庭收入甚至都没有独立生活的可能性，为了维持基本的中产阶级身份，他们只能同小汤因比的叔公生活在一起。

汤因比的爸爸哈利无疑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传统的济贫理念正被日益流行的社会主义大加鞭挞，认为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所谓“慈善”行为终将徒劳无功。在英格兰北部的长期考察使他深陷抑郁，直到1909年住进精神病院。那一年，汤因比正好二十周岁。老哈利在精神病院中生活了三十二年，直到1941年去世，汤因比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父亲的状况和家庭经济的拮据在汤因比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他一直非常担心，这种发疯的病症有遗传性，害怕自己有天也会变成那个样子，特别当他身处困境之时，这种念头更是挥之不去。

毫无疑问，缺钱是汤因比一生忧患的主题。在这一点上，许多人（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叶的高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应当特别能感同身受。比如，汤因比热爱旅行，一生多次在希腊、小亚细亚进行旅行。但在每次旅行时，他都会非常详尽地记载自己的花销，甚至算好返回英国所需花费的备用金。他特别厌恶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更害怕被人欺骗而多花了钱。终其一生，对入不敷出的担忧一直萦绕着他。在担任科拉伊斯教授期间，他为了自己的薪水讨价还价；在查塔姆楼写作国际事务报告时，他仍然不肯放弃为《泰晤士报》等刊物撰写文章，因为这些稿费对他来说是“生活中意外之喜相关花销”的保障。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zonghexinwen/2021/0306/4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