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研究兼论文学和史学之间的边(3)

第二个问题是，《吴太伯世家》和《越王勾践世家》，写两国之间的那种博弈，这里面其实有的故事是重叠的，《史记》有种写法就是互现法，前面已经写了夫差勾践的事情，那么到越王勾践世家的时候，它其实重点不写勾践而是写范蠡了，范蠡这个人物当然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功成身退，但是范蠡在《左传》里是没有出现的，在《国语》的《越语》中范蠡是谋臣之主角，是越王身边最重要的人物了，所以显然，司马迁在写越王勾践世家时，尤其着重于范蠡的身世部分，多是从《国语》中吸取资料来做支撑，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越王勾践和其臣下之间事迹，既非捕风捉影、凭空生造，而是根据《国语》写成的。秦嘉谟辑补本《世本》之“越世家”，就有关于勾践世系的记载；然而真的写成《越王勾践世家》，尚不具备足够的真凭实据，也就是说，根据的是《国语》《战国策》这些史料，这个无疑是混淆文、史之界限。这个也没办法，没史料了，也没有太考虑这个史料是不是坚实可信，文史在这里已经界限模糊了，所以究其根本，还要根据撰主叙述描写之上，其次是描写的主体其人的传奇故事构成了史记的魅力，他是在文史交融中成为民族的永久记忆。我们读书是越引人入胜，越喜欢读，所以这是一个史传，虽然认为它是史书，但我们以前都认为它是文史，它确实有属于文学的部分，它的文学的比例更高，史学的比例很低了。《史记?越王世家》的材料很复杂，这个在《汉书?艺文志》春秋类文献，《史记》写越王勾践世家的时候自然要引用的

我发现子部的文献里关于伍子胥的很多，这个人物在吴越两国之间太重要了，伍子胥在《汉书?艺文志》里面，一个是在杂家的，一个是在兵家的，但是现在都已经失传了。《越绝书》有的人说是伍子胥写的，这个是不可靠的，是无稽之谈，但是伍子胥这个楚人逃跑到吴国来，他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带着吴军去讨伐楚国，鞭楚平王之尸——这个人物性格是非常鲜明的，这个角色在屈原之前就成为刚正被谤的历史形象，吴越两国之间的事的串联都靠这个人物。伍子胥的人格特色已经闻名于世，杂家之说的伍子胥到底是什么样，文献都有分析，我就不仔细讲了。杂家的出现呢，是各家之间的交融分化，最终出现了杂家，杂家是互动的一个结果，杂家在《汉志艺文志》里的评价是很高的，这个当然是刘向作出的评价，杂家就是把各家之长兼容起来，伍子胥的八篇就是杂家的特征，对越国范蠡等人物的塑造也产生一个传递的作用，这个我后边再讲。

在地理位置上，吴越是两个邻国，但是吴越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在汉代时北方的人对这两个地方是搞不清的，这里有证据——朱买臣说他是吴人也，此时苏州为会稽郡也。朱买臣是不是吴人，有的时候又说他是楚人，到汉代，朝廷君臣对吴、楚分际依然分不清楚。吴越两国的君臣好的有很多，像越国的范蠡、闻仲，差的，那些楚国的郑秀、靳尚大夫，都是被贬得非常非常低的，说明在写吴越的时候，很多完全就是杜撰的。《汉书》有一个古今人表，就是好的很好，差得很差，都是类型化、脸谱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吴越春秋，对峙的夫差勾践当去甚久远，数代之下，他们远隔北方圣明的先祖，其人格道德以及智慧识见，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夫差竟列下下之人，最人渣的叫下下之人，以致其臣下也忠、奸分明，判若云泥；伍子胥、大夫种和屈原是一个类型；而范蠡则是一个异数；至于奸佞之臣，谗害伍子胥的太宰嚭，也是下下之人，都是人渣。那么屈原的对立面，上官大夫，中中，子椒、子兰中下，靳尚处于下上，而夫人郑袖则置之于下下。这个写法都不是历史的写法，属于主题先行，观念先行的，有点像样板戏的。

九品论人伍子胥的身份是夹杂在杂家、兵家之中，这个《汉书?艺文志》里面记载范蠡的书籍也是这个特点。然后看到《风俗通义》这个书主要是写汉代的，那么《风俗通义》里面讲说，有一个东方朔是太白星精，说东方朔是五帝的时候一个华星，黄帝时为风后，尧时为务成子，周时为老聃，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皮。所以这个人有时在越有时到齐，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人辅佐明君，开创霸业，而且是变化无常的，从地域看，是跨越、齐两地，这是一个重要暗示，越国范蠡的言行，与齐有着不解之缘。那么齐和南方有什么关系呢，吴孙子是逃到了吴国，他本来是北方的，本来是齐国人，所以两地的思想是早有交融的。在战国时候齐楚两国是大国了，稷下学宫又是思想的一个集散地，带动北方学者借助楚吴越国的说事议论的风气，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吴、越都不是历史，都是北方人借事来说道理，阐发他的一个观念。楚世家另当别论，吴、越世家都有这种性质，都被作为一个借题发挥的话题和由头了，所以谈论吴越我发现是普遍的，这些题目可以做下去挖掘很多很多资料。比如孟子，他是战国中期的，他已经讲到了勾践事吴。我最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荀子也谈到了，在史记里谈到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的太多了，这两个人物成为了众相谈论的话题。在战国中期偏晚的郭店竹简，有一篇叫《穷达以时》，《穷达以时》里挖掘出来的竹简也讲“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衰也”，又讲到伍子胥了。然后战国后期韩非子在《解老》里又讲了“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陶朱公就是范蠡，泛舟五湖，到了北方他改名叫陶朱公。现在财神爷之一就是陶朱公。总之，伍子胥之厄，陶朱公之富，勾践夫差之恩怨，我们看战国，以致两汉，都是在谈论，所以证明关乎吴越国春秋，其实是从史实到演义，这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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