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研究兼论文学和史学之间的边(2)

我们现在要读的一个重要的文献——同学将来研究古典文学、国学会用到的——《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里把文献分为七略、六类，后来成为四部、四库。六类里的第一类就是六艺略，六艺略里边有一个《春秋》，它罗列的典籍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左氏春秋》。后来《左氏春秋》继续发展出《太史公书》《汉书》，其中《汉书》还开创了中国史学的先河。在《史记》之前有《左传》《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以及之后有《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一类作品越来越多，后来就独立成一部，称为史部。由七略变成四部，是历史发展的一条脉络。那么司马迁写作的《越王勾践世家》，是怎样从《左氏》《国语》《世本》这三本现存的著作中引用史料或改编的，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司马迁是一个史学家，史学家很重要的一点是讲究时空概念，时间上有一些重要的关键点，比如在写世家的时候，都是以历史的转折点作时间的参照。我们写历史，其实和新闻的六要素是有相似性的，一般都从这几方面来进行思考。在《左传》里面，楚国的记载相对比较多，它的排列顺序是：楚、吴、越，这三个南方的国家。“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已经注意到了北方以鲁国为主的编年史《春秋》，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他们已经比较注意到楚了，对楚的叙述比较多，还有对楚的评论，比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吴有没有注意呢？《史记》里讲到，读《春秋》古文的时候已经知道“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论语》中提到太伯，吴国就是他开创的，和常熟也有关系。“虞”就是唐虞之道，就是“舜”，这些当时南方落后的部落国家，其实和北方中原的国家都是有兄弟关系的。所以北方能够包容蛮夷生存和文化的差异，但北方内部是势不两立的，两者态度完全不一样。

我发现《左传》里记载楚、吴、越的墨迹越来越淡，如昭公十二年的例子，《史记》将其抄录改编到《楚世家》中的时候难免百密一疏，将时间或人物抄错。当时吴、越都觉得和中原的文化其实是有差距的。越王勾践的兴起是在楚惠王灭杞后的事情，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吴和越在《左传》里的记载比楚国更模糊，所记的都是零星的片段，这就是文献不足征的问题，对史学家来讲是一种挑战。以前的《九州志》中九州分布是南三北六，南方领域是扬、荆、梁三州，只有吴、越、楚三个诸侯国，以及名不见经传的巴、蜀等小国。“越人之盛始于勾践，已届春秋之末”，所以《左传》记载非常零星。《史记》的“世家“部分，前后有《吴太伯世家》《楚世家》和《越王勾践世家》，按逐鹿中原先后次序排列，显然应楚在先，吴居中，而越处后，在《左传》里，三国墨迹之浓淡，也按照这个顺序排列。所以司马迁虽然是实录——有可靠的材料来源，就比如记者要去报道一件事情，材料来源一定是最重要的——但是在写作吴越世家的时候，他不是不追求真实，而真的是巧妇无米。因此退而求其次，去《国语》《战国策》中寻找材料。

我们相信《左传》是历史，比如“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文笔是很严谨的，非常可信。那《国语》和《战国策》是不是也能作为史料的来源呢？从它们的性质进一步可以了解到，《国语》是《左传》的外传，外传是更多地阐发内篇的思想，具有辅助性，用故事来说道理这样的一种特点，更近于小说的性质，小说家的特点是杜撰，可以不太注重历史的真实性，所以《国语》和经、传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如果把《国语》当作史料，由于时空概念比较朦胧，事件也不是那么真实，这对司马迁写作吴越世家来说就造成很大的困扰了，文献缺乏，则想象填充，史实告退，文学性凸显出来。我们有的时候说“无巧不成书”，这个“巧”一般都是指小说家的巧、生活的巧，所以《国语》有小说家杜撰的性质，这种巧更让人惊讶。但是，我们可以讲，《国语》有小说家杜撰的性质，《战国策》是经过西汉的刘向重新编订，司马迁当然是在刘向之前，但是这些内容也多是司马迁熟悉的，《史记》的吴越两国的世家是写成了，跟《战国策》也有关系，这个等之后我们再来讨论，但是《战国策》的不可靠，在西汉的时候已经有定论，这个战国纵横、真伪纷争，就是真真假假，不可信的，而且《战国策》中的纵横家言论对五帝的时候对社会的稳定带来负面影响，这是要被禁止的。这个就说明，《史记》本来要根据史料，但是现在更多是根据《国语》和《战国策》，那么这两个书严格意义上不是史书，虽然它们也被列在春秋类，但他更多是有小说家言的性质。材料让人疑惑，这个是我先说明的一个问题。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402/4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