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兴衰的史学探源在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3)

第四，形上与形下两种医学在科学层面上的差异，是各自的本质特长，也包括各自不可避免的局限。彼此的特长和局限，也反映在各自的临床技术与临床经验层面上。因此，第四条公理性原则是：面对各有特长和局限的中医与西医，两者只能是不同医学资源在临床应用层面的“中西医配合”。这种“配合”，不同于将两种医学“合二为一”的“中西医结合”，而且这种不同医学资源在临床应用层面的“配合”，必将是长期的，甚至是永远的。

第五，当代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上的最大偏见和失误有三：其一，企图把复杂的、活着的、具有形上与形下二重性的人，与人所制造的、简单的、非生命的、形下性的机器相混淆。其二，企图把复杂的具有形上与形下二重性的人的生命过程，统统归结为物理学、化学的现象来解释。其三，企图把以物理学、化学所代表的分析（还原）性的科学观念与方法，作为实现“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而按照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这些观念与方法原本是用来解释“原质”的，用于解释非生命领域的。依据以上公理性原则，这里需要重申第五条公理性原则：只要今后人类仍然不能用物理学、化学的方法合成或者制造出生命，西医就不可能解释生命科学领域的全部课题;只要西医不可能离开物理学、化学的观念和方法，它就无法克服自身的局限;只要西医存在一天，中医的独立存在不仅是合理的，更是必须的。

当代中医的全面衰落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医治国人的传统文化自卑症，重树中医学的科学信念；尊重中医学的原理和特点，营造“和而不同”的学术氛围；保护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倡导学术争鸣，以推动中医的复兴；遵照《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中国传统医药”的规定，革除中医学术与事业中形形色色违背科学和宪法的行为。

2014年，《中华中医药杂志》第2 期发表了笔者的《中医西化违背哲学公理》[5]一文。该文将界定中西医关系的公理性原则，进一步由上而下地总结为以下十条：两次文化高峰、两类研究对象、两种研究方向、两类带头学科、两类科学体系、形而上与形而下二重性的人、医学研究的两类方法、两种医学的界定、两种医学的概念范畴体、两种医学的不可通约性。第一次将当代流行的中医西医化，定性为一种违背哲学公理的重大学术性错误。

该文发表之后，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为此，围绕界定中西医关系的上述十条公理性原则，在香港及境外一批学生中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笔者并进行了详细的答疑。后来将《中医西化违背哲学公理》一文以及当年的讨论与答疑进行了文字整理，一并列入《正医》一书的第一章，即“告别中医西化的师生讨论”。

3 春秋秦汉时的哲学是中医学之母

80 年代笔者初读“古希腊三哲”以及《西方哲学史》《科学史》时，总有一种感觉在心头：欧洲人把历史文明视为永久的财富，我们却把历史文明视为落后的根源。一百多年来的传统文化自虐、自残，使中华民族患上了传统文化自卑症。在造成传统哲学贫困的同时，也形成了群体性逻辑思维能力的下降。中医学的兴衰存亡史，关联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关联着引领文化传承发展的哲学史、科学史。正在围绕着我们的时代性科学观残缺不全的现象，也与这一段历史直接相关。

按照当代辞书关于科学的定义，“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科学体系”。这里所讲的科学，除了物理学、化学体系里的近代自然科学之外，从属于哲学体系的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和近代自然科学之外的其它自然科学，也在这一定义的囊括之中。可见当代辞书定义的科学，是包括物理学、化学体系的科学和哲学体系的科学在内的广义科学。而且从历史的角度上讲，哲学更应当是科学的科学。为什么至今一些人仍然要把哲学体系下的中医学排斥于科学的大门之外呢？为什么至今仍然固执地用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改造、排斥呢？为什么至今还要将这种错误的做法称之为推动中医科学化、现代化呢？因为持这种立场的人深深地陷入近代科学主义的思潮，也由于陷得太深太深，至今几乎难以自拔。

由此可见，人们要真正从源头上认识中医学，必须在中国传统哲学上下一番功夫。中国文明史上的经书都源自于春秋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则成书于以上经书之后。要想从源头上认识中医学，就应当回到春秋秦汉时代，重温人类第一次文化高峰时代的中国传统哲学。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309/4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