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寻夏·争鸣·展望——写在二里头考古一甲(4)

图九邹衡先生（右）在许宏先生（左）的陪同下参观二里头遗址

在这种情况下，徐旭生先生是高人，邹衡先生是他的晚辈，颇得真传。邹先生是从历史文献入手，但他冷静地意识到，考古学上的夏文化跟历史记载的夏朝不是一回事。关于这一问题，董琦先生最新论文有详细的回顾与透辟的分析。“为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我曾著文《二十年的论战》，并在文中指出：‘邹衡先生关于二里头文化1-4期为夏文化的研究成果，虽然已得到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这毕竟是考古学上确定的夏文化。在考古材料中还没有发现有关夏、商年代的文字记录，尤其是还没有发现夏代当时的文字资料。因此，有的学者持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可以理解的。'文章发表前，我曾到邹衡先生家中特意请教先生，上述这段文字表述妥当否，先生当即表示认可。显而易见，在夏文化探索范畴之内的夏代信史说，与历史时代的信史标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董琦：《夏文化探索与夏代信史说》，《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

澎湃新闻：我们常说，夏文化的定义首先是夏鼐先生在告成会上提出的，其实在夏墟调查后徐先生就首先厘定了“夏代的文化”和“夏氏族的文化”，但无论夏氏族或夏民族（简单来讲，氏族是以血缘纽带相维系、实行族外婚并禁止内部通婚的原始共同体，它是原始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民族即人们在历史上形成具有共同的语言、地域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中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它是一个历史范畴。——编者注）必然涉及族属的问题，那么考古学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再者，先商、早商等这些概念的提出，是否有利于这些问题的澄清？

许宏：以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为代表的人类群团，可暂称为二里头集团、二里岗集团和殷墟集团。其中每两个考古学文化，其间有再大的变异，都不能排除是同一人类群团的不同发展阶段；三个考古学文化属于三个人类群团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为什么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两个大家认为差异大到足以分为两个考古学文化的，可以是同一人类群团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就肯定不能是呢？从春秋之秦到战国之秦再到秦代所发生的几乎面目全非的变化，从清末、到民国再到共和国时代，同一个国族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都提醒我们对上古时代的族属与王朝归属问题的推测要极其慎重，在缺乏确证的情况下，不能轻易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二里岗文化时期尚处于中原地区的“原史时代”，缺乏像甲骨文那样可以自证该文化人群族属与王朝归属的文书材料。“虽然传世东周文献如《诗经》《国语》对商史记载可及传说中先公与商的联系，考古由殷墟文化向前追溯至二里岗早商文化、先商文化，但迄今未见（或未释出）商代早期‘商'字出土材料，因此文献所记盘庚迁殷之前是否称商，仍有待相关材料补充发现，深入探究”，而一般认为“商地是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商（滳）声地域”（李维明：《“商”辨》，《叩问三代：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甚而，根据甲骨文中“商”的用例和迁都于殷墟之前的都邑中没有“商”一名的事实，可知“商”是专指殷墟时期“殷”人的都邑，并非指成汤到帝辛的整个朝代（松丸道雄：《补説7殷か商か》，《世界歴史大系?中国史?１－先史～後漢》，山川出版社（東京），2003年）。而大邑商之前的都邑称亳，属学界共识。故我在自己的论著如《大都无城》《先秦城邑考古》中，对早于殷墟的相关考古学文化和城邑名，均暂不冠以“商”字，如“二里岗期商文化”、“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

澎湃新闻：《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开辟了古史研究的新范式，诚如孙庆伟教授说：“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是典型的使用新方法整理老材料。”青年学子如何真正利用好这些原史时期的古史传说材料以摆脱“信念史”的束缚，您有什么建议？

许宏：谈不上建议，大家认为我是年轻人的朋友，这是对我最大的肯定，是我最受用的。我在讲座中经常提及，无论是中国社会，抑或中国考古学科的大转型，我们已经进入到“后大家时代”。在“大家时代”里，苏秉琦先生、夏鼐先生这样旗手型的大家有一句话、一篇文章、一个理论框架作为引领和指导方向，其他人基本上都不用动脑子了。区系类型理论一提出来，辽宁区系类型、山东区系类型、四川区系类型等，大家按照这个思路来做、来写就行。但“后大家时代”的来临，包括考古学科从物质文化史转到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上来，相当于从西周王朝进入到春秋战国时代。不利的是领头羊没了，不知道路该怎么走了，大家有一种迷茫和不安，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种声音非常混杂；有利的是这是一个学术和思想多元化的时代，兼听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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