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寻夏·争鸣·展望——写在二里头考古一甲(2)

图四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建立时的主要成员，左起：苏秉琦、徐旭生、黄文弼、夏鼐、许道龄、陈梦家、饶惠元（徐旭生家属提供）

譬如考古类型学有分型分式，型是横向概念，即不同的型具有共时性和并存关系，式则是纵向发展的阶段性。但我们现在跟外界比较，把中国当成一个“型”了。即本来是“式”（时段和发展程度）的差别，现在包装成型（共时性）的差别了。现在有些资深学者、学术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半个世纪前欧美学者早已经讨论过的。比如现在我们谈的考古学文化，已开始被扬弃，甚至解构了。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虽不能不用，但要知道那是顺应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而建构的，对于目下全方位的、追求深广研究的社会考古而言显然偏于粗疏，所以我一直呼吁聚落本位的精细化的研究。除却自然科学手段和一些设备之外，我们要说跟欧美学界在理念、学术水平、思考方式等方面有三四十年的差距，就已不算谦虚了。这种不同，究竟是型的差别还是式的差别？这是我许宏之问。

第三代学人，如赵辉、栾丰实老师和包括本人在内的一些考古学人已开始呼吁中国考古学的转型，由文化史为重心的研究转向全方位的社会考古。但更多的田野考古与研究的践行者是年轻人，他们有更多中外交流的机会，英语等外国语通达，有自身的一些思考，但他们还没有话语权。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期，真正的学术高峰还要假以时日。

现在我们这代学人更多的价值在于一种文化呼吁，呼吁中国考古学的转型。我们要变，我们在变，不过目前在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说明我们处在转型期，纷纷扰扰的夏商之辩就很能说明问题。二里头的第一任队长、第二任队长聚焦在什么是夏、什么是商的明确认知上，或是赵芝荃先生的从先商后夏到基本为夏，或是郑光先生以不变应万变的商都说，都可以看成中国考古学史的第二期。第三期则以本人的“有条件的不可知论”为特征。我坚信再过一段时间，夏商之辩根本就不会是中国考古学的主流话题了，换人就会换思路，就会换思想。对此，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未来，我是充满信心的。

图五二里头队第一任队长赵芝荃先生（左）

二里头队第二任队长郑光先生（右）

如果把我划在我的同龄，以及比我大的长者中间，我可能是目前考古学界的少数派，但据说我的声音得到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的认同，而他们代表中国考古学的未来，这是我感到比较欣慰的。所以看徐旭生先生该这样看，而现在我们又能有这个认知高度了。现在是从物质文化史为主的考古向更深广的社会考古转变（在以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主的时期，考古学家更重视研究器物的形态、组合这一类的现象，目的是通过它们的变化情况来划分考古学文化，进而做文化分期、分区和文化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也即以器物类型学为主要手段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而社会考古学更多的从遗迹和聚落形态的角度研究当时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和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编者注）。就三代考古而言，是从证经补史的、王统的考古学向全方位的、面向世界的社会考古转变。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在发掘徐旭生先生的价值。

此外，前代学人的影响还在，林沄先生认为是“信古回潮”（《真该走出疑古时代吗？——对当前中国古典学取向的看法》，《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有人评价为前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在越来越面向世界的大潮下，在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的情况下，像现在这样一种思潮，想看清楚也需假以时日，不如交给历史吧。

澎湃新闻：在寻找夏文化中，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一至四期年代延续时间与文献的夏代积年时间有差距，二里头文化一期尚不是最早的夏文化，早期夏文化当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去找，即从豫西地区等地寻找夏文化。李旻先生指出：“从考察日记来看，徐旭生视传说地理范围中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为考察夏文化的主要线索”，孙庆伟教授在《鼏宅禹迹》中的第二章“禹域”内的龙山遗存，其实也是一种延续，这种方法是否受到徐先生的影响？

许宏：这是探索中的一个思路，即整合研究，是完全可行的。我在《最早的中国》里提到利用对文献材料的有效梳理是能够推进考古发现和学科进展的。徐旭生先生按文献线索找到二里头，便是最好的例证。但徐先生寻夏却“找到了”西亳，西亳是商都，这本身就昭示了这种研究在结论上极大的相对性与或然性。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zonghexinwen/2021/0907/5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