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宗论的史学转向西学东渐与问题虚构(2)

第气象之闲雅流润，合中正和平之道者，南宗尚矣。

故稽之前代，可入神品者，大率产之大江以南，若河朔雄杰气概，非不足怵人心目，若登诸幽人逸士，卷轴琴剑之旁，则微嫌粗暴。故佳者但可入能品耳。苟质虽禀此，而能浸润乎诗书，陶淑乎风雅，泽古而有得焉，则嶔崎磊落之中，饶有冲和纯粹之致，又安得以其北宗也而少之哉。[2]501

董其昌讲“南北宗论”时有一句话：“其人非南北耳”，但到了南宗派的沈宗骞，虽然也讲“其不可拘于南北者”，但不免有改成“其人亦南北耳”的嫌疑，其理由就是南北地域之别造成画家气质不同，因而决定其画风不同，即地理因素是决定南北差别的重要原因。这也就为将南北分宗作为历史事实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的童书业也讲地理，也将南北宗论作为历史事实来反对，是同一道理。

（二）地理与书法南北宗论

清代明确将绘画南北宗论当成一种历史事实的表述还不多见，但可以从间接的方面观察这种思想倾向。首先是从书法理论的角度观察。将书法的南北分派视为史实，则从嘉道间阮元论南北书派中见出一点线索。阮元《南北书派论》俨然是从史的考察来讲的：

元谓：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元二十年来留心南北碑石，证以正史，其间踪迹流派，朗然可见。今近年魏、齐、周、隋旧碑，新出甚多，但下真迹一等，更可摩辨而得之……南、北朝经学，本有质实轻浮之别，南、北朝史家，亦每以夷虏互相诟詈，书派攸分，何独不然？[3]188

阮元讲书法的南北分派，而不讲南北分“宗”，这种微妙的差别，反映了不同的观念。他在这里讲述的是历史现象，而不是理论问题，与画之南北宗论貌同实异。阮元以南北朝经学史学比附南北书派，或者也受到儒教南北分宗现象的影响。在这篇文字中，阮元说“南派乃江左风流”“北派则是中原古法”已涉及地理概念。晚清俞樾《陶心云稷山论书诗序》谈书法分南北两派时说：

自郑康成说《禹贡》，导山有阳列阴列之名，而后世遂分为南北二条，北条以河为主，南条以江为主。江河形势，千古不易，而风尚因之而异。微而至于艺事，画绘有南宗北宗，词曲有南曲北曲，又推而至于异教，佛家有南北二宗，道家亦有南北二宗，大率分南北而不分东西，乃江河大势使然也。凡南北分派者，实皆北胜于南，而人情则往往喜南而厌北，其端实始于唐。[4]591

这显然将阮元“南派乃江左风流”“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更明确为地理概念。

阮元作为《石渠宝笈续编》的参与者和《石渠随笔》的撰写者，从一般常理来讲，其《南北书派论》虽然没有讲是从绘画南北宗论来的，但他受绘画南北宗论的影响，也是不容否定的。明确将书法南北宗论与绘画南北宗论联系起来的，则是钱泳。而钱泳恰是从阮元的书法南北宗说展开的。钱泳《书法分南北宗》：

画家有南北宗，人尽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嘉庆甲戌春三月，余至淮阴，谒阮云台先生。时先生为七省漕务总督，款留者竟日。论及书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书派论》一篇……真为确论。余以为如蔡苏黄米及赵松雪董思翁辈，亦昧于此，皆以启牍之书作碑榜者，已历千年，则近人有以碑榜之书作启牍者，亦毋足怪也。②（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一《书法分南北宗》，《续修四库全书》第1139 册第167 页。又本卷《画学·总论》也说：“画家有南北宗之分。工南派者每轻北宗，工北派者亦笑南宗。余以为皆非也。无论南北，只要有笔有墨，便是名家。”（《续修四库全书》第1139 册第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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