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王献唐的史学生成论析(5)

参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期间，王献唐与学术文化界的名流但焘、朱希祖、金毓黻、蒋逸雪等有着频繁密切的学术交流和互动。这样一个活跃有力的学术环境，大大激发了他的学术研究欲望，他以《国史金石志稿》的编纂献力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的学术进展，同时也推助了自身的史学研究。此时《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尚未完成，《国史金石志稿》又予以着笔。这样，王献唐有时同日中兼做两部著作，如他在1944年6月15日记:“写《国史金石志》第三期稿，从盘匜起。……午饭后，检阅各书，增补《钱考》二条。至贞一处查书，回写《志稿》。”〔27〕又如他在8月23日记:“八时起。致庚款会一函。拟取回已送去之《钱考》八册，通盘整理，并托次箫代取。近闻该会奉令将结束矣。……点校《钱考》。……午饭后，小睡。仍点校《志稿》。……晚饭后，至彦堂处，与萧君闲谈。回校《钱考》。”〔28〕

学术自觉性和使命意识使王献唐在撰著《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的同时，勤力专注于《国史金石志稿》的著述。他在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所获薪俸有力地支撑着学术研究。他就职期间得到过加薪，1944年7月27日记:“又接菊田函，自四月份起每石米代金为三千七百元，自五月份起薪俸加两倍，补助费加七百元;因自四月份补发各费，截至六月止，共一万五百余元，已交交行汇出。”〔29〕12月13日记:“又接菊田函。汇来万七千八百余元。自十一月份起，薪俸补助费等连前共加至十六倍，是月即增发六千三百元，合十月份代金，共如上数。”〔30〕这种加薪固然与当时的通货膨胀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大幅度的加薪也证明王献唐的工作和研究得到了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的认可。王献唐还不定期地撰写《国史金石志稿》进展报告书，提交学术成果。他在1944年12月28日记:“撰第四期志稿报告书，以年度终了矣。”〔31〕1945年1月25日又记到:“再整理《志稿》，连同清校第三期本共五册，包裹由邮寄荩忱。并发荩忱、菊田两函，第四期《志稿》至是告一段落。至第三组送还所借各书。”〔32〕当年8月5日，王献唐再次向张继致函说明他撰写《国史金石志稿》的进展情况，“荩忱先生左右:前笺计达，承汇七月份米代金已收到，希释念。第五期金石志稿已完成，共五卷四册，另具总报告一册，与志稿挂号寄上，至希核转主任委员鉴阅为荷。”〔33〕

王献唐在撰写《国史金石志稿》时，遭遇着身体病痛的困扰，1945年8月5日致张继函中提到了这一状况，“弟目疾经打针服药之后迄今不愈，此病牵及神经，长此以往，将成痼疾，拟迟一、二日再赴宜宾诊治，或长期住院亦未可定。第四期志稿抄本俟稍迟再校寄。专此。敬请崇绥弟献唐顿首，八月五日。弟病大抵出于风湿，由川中气候所致，能回北方或能痊愈。现只早盼敌人无条件投降矣。”〔34〕由于王献唐健康状况和时间等原因，《国史金石志稿》最终没有完成。原本拟定金、石、骨玉、木陶四类，原计划加上总叙和小叙，也没有实现。1945年8月，他完成了“金文部”二十卷。石、骨玉、木陶三类未作。这部《国史金石志稿·金文部》在王献唐生前并未印行。直到21世纪初，王文耀先生主持整理书稿后，2004年由青岛出版社发行，共七册。尽管《国史金石志稿》属于未竟之作，但是它的学术价值是相当高的，《国史金石志稿》所录各器，以民国出土及清代同类著作没有收录的器物为限，收录的器物有乐器、酒器、水器、食器及其它杂器包括铜镜、古鉨、佛像、古币等，为一般著录类书籍所罕见。

对于撰著的史作《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国史金石志稿》，王献唐极为看重，他在1943年12月21日致函秦汉史名家陈直时，提到了自己相关的学术进展，“现为史馆撰《国史金石志》，又为庚款会撰《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史志》杀青尚早，《通考》大体完成，约五十万言，五年心力，尽于是矣。”〔35〕在撰著期间，王献唐经受了爱子王裕华病逝的巨大打击，他本人也数度遭遇着身体病痛的折磨，面对这些精神和肉体的磨难，他以极大的毅力来克服，不断推进着研究。《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国史金石志稿》确实是“心力”之作。

王献唐在客居四川时期的学术作为延续着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确立的史学研究的自觉性，先前金石学的成就成为了他构建《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国史金石志稿》这两部史著的学术理路。以两部史著奉献于民国学术界之外，王献唐还有《殷周礼制甄微》〔36〕之作，亦是关乎史学。这种学术志趣昭示出，在居川时期，史学研究成为他学术方向的主流。尽管其它的学术领域仍然涉猎不弃，但是就所取得的成果而言，已经难以与史学创获相匹敌了。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620/5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