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王献唐的史学生成论析(3)

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他延续了音韵学的学术路数，在给齐鲁大学的演讲中明示了这一点。1934年11月，王献唐接受了齐鲁大学历史系的演讲约请，讲题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新途径”。不久之后出版的《齐大旬刊》对相关内容做了如是报道:“历史系于十一月三日，敬请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来校演讲，讲题‘中国古代文化的新途径’。讲词大意，中国古代文化有空间性之不同，考其不同之原因，固与地方风土有关，然其根本原因，则在民族之不同。中国古代有二大民族，一曰炎族，二曰黄族。……概自周以后，吾人所知见之中国古代文化，皆二族之混合文化，二族文化自夏商二代，开始接触，至周乃产生此新文化。……研究民族之异同，有赖于民族谱系之书及地名之考究。尤须于小学与音韵学方面，先行着手也。王先生演讲引证精确，立论新颖，听众均甚称赞云赞云。”〔17〕诚如王献唐所主张的“尤须于小学与音韵学方面，先行着手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他大量地运用了音韵学的案例来梳理上古炎黄时代的历史，力图还原真实的情状。如王献唐辨析“夷”之音义时，指出:“夷隶脂部，古读若侧，为最初之本音。迟夷同音通用，迟读舌尖如侧，知夷亦然。”〔18〕他考证“舟”是炎族的发明，并指出“舟”“船”的音义关系，“舟读舌尖，与朱同纽，由侯转出者也。舟亦转船，船亦出朱，古言舟，今言船。其以船为循，谓船沿流而下者，皆后起义也。邾娄可单名邾，故船亦称俞，称舟，又可连名邾娄，故船亦称舳舻。此尤制出炎族之铁证。”〔19〕

在此著作中，王献唐将音韵学实例的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音韵学例证的使用随处可见，比比皆是。可以说，他对音韵学的案例信手拈来，游刃有余。在音韵学之外，王献唐还容纳了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地理学等学科知识和方法来构建史作。但是，音韵学在所有应用方法中居于首要的地位。可以想见的是，无音韵学之法，则《炎黄氏族文化考》不能行文，难以成书了。当然，此作是王献唐科学学术方法和博通史籍相融合的硕果。考辨史料，融会贯通的学术积淀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执掌山东省立图书馆时期，王献唐在史学研究领域起步。它由《春秋邾分三国考》篇肇始〔20〕，《三邾疆邑图考》篇继其后，至《炎黄氏族文化考》已成宏富巨著，蔚为大观了。在王献唐的学术体系中，史学领域的探索晚出于音韵学、金石学、版本目录学等学科研究。但是，研究伊始，并无稚拙之状，而是显现出了相当的成熟性、科学性。这种成就的取得，与他先前的学术积累有着莫大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学方法在王献唐20世纪30年代的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它的应用，由点到面，愈加广泛和深入。另外，他本人博览群籍，会同融合的丰厚学术根底也是有力的促成因素。

二、王献唐居川时期的史学构建和创获

抗战军兴，政局骤变，打破了王献唐以山东省立图书馆为阵地整理乡邦文献、致力学术研究的状况。为了存护珍贵典籍文博，延续齐鲁文脉，1937年11月27日，他携馆中同仁屈万里、工友李义贵从曲阜出发，护书南下。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1938年2月抵达四川万县。此后，又经历了乐山、重庆等居所的变迁。1943年3月至抗日战争结束前，他借住于四川南溪李庄史语所。

王献唐在四川的史学成就以《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国史金石志稿》为代表。《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的撰写需要广博的资料，搜集购买资料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撑。在他学术开展受到制约之时，傅斯年及时施以援手。其因由在于，王献唐就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时期，与傅斯年及其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形成了亲密和谐的学术关系。两学人间不乏书札论学、面晤畅谈之情状，相互引对方为学术知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山东省政府合组了山东古迹研究会，进行考古发掘，王献唐身任秘书，他的作为被傅斯年极度认可。在挚友处于经济困境的时候，傅斯年的支持是自然和合理的。1938年，傅斯年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为王献唐争取到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学术资助，依托武汉大学名义进行研究，得到了每月200元的最高资助额度。王献唐在10月18日记:“余隶人文科学科，月薪二百元，此项乃中英庚款会提出一部份款项，资助学术人员继续研究学术，意甚善也。当取简章一份，又交予请款书件、支款凭单，嘱由保证人签署再支款，共八、九两月四百元，即至聚兴村中央研究院晤孟真，请其为保证人。至研究地点规定在嘉定，亦请孟真办理。”〔21〕中英庚款董事会对于受资助人员的发薪自8月份开始，傅斯年不但为王献唐受助一事融通，还做了他的保证人，这对于推动他的学术研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620/5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