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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年代王献唐的史学生成论析(4)

来源:史学集刊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20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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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此,王献唐的学术研究有了稳定的经济支撑。他以《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的撰写为学术方向,勤力研究,不断将相关成果提交中英庚款董事会,汇报研究

从此,王献唐的学术研究有了稳定的经济支撑。他以《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的撰写为学术方向,勤力研究,不断将相关成果提交中英庚款董事会,汇报研究进度,接受考核。1940年6月25日记:“日前武汉大学转来庚款会函,嘱将本年研究结果作成总报告寄去,即起草,至午后四时毕。旋清缮,晚九时许竣事,即作函送武大,附还原件。”〔22〕中英庚款董事会对于受赞助学人的学术成果进展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以决定是否继续提供支持。无疑,王献唐的学术研究成果得到了认可,他持续不断地接受资助,最终得以顺利完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的撰著,这成为王献唐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图书季刊》新第五卷第四期关于王献唐的报道中提到:“王献唐氏研究中国古代货币之著作,……前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君献唐,十五年来即从事古代货币之研究;其着手撰述则始自民国二十九年。所撰《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暂以金属货币为限,起自有周,断于西汉之末,计已成五十余万言。……王君现正在从事以上各篇增补改订之工作。预计一年后全书即可杀青。”〔23〕如是介绍,使学界对《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有了更多的了解。

中英庚款董事会在经济上的赞助是《中国古代货币通考》能够成形的外在条件。对“古代货币”这一专题的选定则根源于王献唐的金石学积淀。在撰写此作之前,王献唐已经在金石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累计作成了金石学领域的单文百余篇和著作数部,奠定了他作为金石学名家的地位。他在主掌山东省立图书馆时期,多方搜集整理古代货币,积累了丰富的货币资料,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了《古代货币甄微》。对古代货币的研究称为古泉学,是金石学的一部分。金石学是文献史学的组成部分,它本身与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马衡在给金石学所下的定义指出了这一点,“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谓之金石学。”〔24〕金石学的研究可以裨益于史学,由金石学导向史学研究并无太大障碍。但是,金石学家未必能成为史学家,史学家或许罕涉金石,二者有不同的学术规范和要求,金石学的研究偏于录著和考释,对历史的研究狭窄有限。史学家则要利用史籍文献、遗存实物等资料加以融会贯通,以解释前后过程,分析来龙去脉,作的是综合系统的研究。王献唐以金石学的学术基础和史学的视角考察古代货币源流、形制,揭橥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撰成了《中国古代货币通考》这一史学巨作。

1946年底,《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基本完成。不过,它的最早出版是在1979年,由齐鲁书社印行于世。全书约50万字,计分:周币、秦币、汉初货币、武帝货币及铸钱技工之演变五篇。在研究方法方面,此著运用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方法,书中采用大量历史文献和出土资料,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币制的形制、源流和制作,展现了中国灿烂悠久的货币文化。王文耀先生在《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整理说明》中指出:“王献唐先生在书中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典籍文献,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货币详加考订,把考古学与史料学、考据学与校勘学、文字学与音韵学紧密结合起来,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系统完整、内涵丰富、层次性强、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货币研究体系。本书对于研究我国古代货币史、经济史、考古学、文字学、音韵学、校勘学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此评论可知,《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是跨学科研究的一个范例。

20世纪40年代,王献唐著述的《国史金石志稿》〔25〕是他史学研究的又一扛鼎力作。1945年8月,王献唐在《金石志稿金文部门编讫总报告》提及:“金石志稿,为中华民国史一部分,故其取材,以民国出土金石,及清人或以前各家未节录者为限。”〔26〕《国史金石志稿》是中华民国史的一部分,是从考察民国金石学成就的视角来撰写的,金石器物的搜集以及金石学的学术收获是王献唐撰写的前提。这一史著的由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对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学术活动的参与。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内迁,文化学术事业受到重大冲击。其中,档案整理工作需要重建。1939年1月,张继、吴敬恒、邹鲁等向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建立档案总库国史馆案”,获得了通过。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将党史编纂委员会改名为国史编纂委员会,并设立国史馆筹备处。1940年2月,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的筹备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始告完成。当时的王献唐正埋首于《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的撰写,还身负保护齐鲁文博的重任,本无意参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但在时任主任委员的故交张继多次的诚意邀请下,他难以推脱,才应允助力。1940年3月,王献唐成为国史馆筹备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出任了副总干事和第一组主任,承担起更为重要的职责。在此期间,他出席了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的一些重要会议,同张继和但焘、朱希祖等协商组织办法,筹划解决会务事宜,还多渠道购买搜集民国史料,为自身的职责躬行而为,不遗余力。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620/5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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