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不古不今之学及相关问题辩证(4)

陈君寅恪来,所谈甚多,不能悉记。惟拉杂撮记精要之数条如下……

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

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各国,则中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尽可容耶教,而耶教决不能容他教。必至牵入政治,则中国之统一愈难,而召亡益速。[33]

佛教具有中国所缺乏的 “性理之学”,故不妨改造以为我所用。而基督教义与中国精神有根本冲突,全盘照搬无异于自寻死路,故不宜引入。这都是从适合与否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的。洎乎晚年,陈寅恪的大致看法也仍未改变[34]。事实上,他虽曾将 《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和西方柏拉图的理论相比,但并不真的认为它们是万古不变的。《王观堂寅恪挽词》小序有云:

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35]

抽象的纲纪是要以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作为依托的,若固有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则原有的纲纪也不得不发生改变。《王观堂寅恪挽词》是真情流露之作,但陈寅恪这句话,却绝非一时为感情左右而发。

比如他后来在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论及唐代灭亡:

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36]

《柳如是别传》在谈到吴江地区名妓之多时也说:

据支仙所述,可知吴江盛泽实为东南最精丝织品制造市易之所,京省外国商贾往来集会之处,且其地复是明季党社文人出产地,即江浙两省交界重要之市镇。吴江盛泽诸名姬所以可比美于金陵秦淮者,殆由地方丝织品之经济性,亦更因当日党社名流之政治性,两者有以相互助成之欤?[37]

这两段话,一论政治、一论文采,最终却都归结到经济因素上,足证陈寅恪治史论文,绝非像学衡派那般片面强调文化的自足性,而是非常重视对社会经济制度的考察[38]。

总之,陈寅恪是一位现代学人,他在学问上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关系无疑被作为诗人的他模糊了。而这种模糊,又因为近几十年来学界对其气节的过分强调而更趋严重。作为诗人的陈寅恪确曾写下 “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39],“开元全盛谁还忆,便忆贞元满泪痕”[40],“回思寒夜话昌明”[41],“承平旧俗凭谁问,文物当时胜此冠”[42],“园林故国春芜早”[43]等惊人之语。这些现在看来颇有遗民气息的诗句固然有诗人习性使然,但其中所表露的对清国时光的留恋,却也是无须隐晦的。陈寅恪生于清代封疆大员之家,从小深受家学熏陶,青中年时期又目睹 “非驴非马之国”的各种乱象,有如此感慨,本在情理之中。但不应忘记的是,陈寅恪同时是个极端强调自由的人。在近现代坚持 “中国文化本位”的各位学人中,像他这样多次把“自由”这一价值观念作为立身准则的人可谓绝无仅有。至于治学,前文已提到他求实的态度与兰克史学之关系,不仅如此,陈寅恪还在给学生的论文批语里提到结论的调理以及阶级分析法的运用,这些都是其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明证。可以说,陈寅恪治学,是一贯恪守科学之道的。作为学者的他清楚地知道文化之变迁沉降,自有其影响的因素在,此为一以贯之之真理,而绝非个人情感所能改变。所以,从诗人的角度看,陈寅恪 “中体西用”之说或与湘乡南皮无二;但若从学者的角度看,其 “中体西用”的内涵,就迥异于昔贤了。

注释: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85页。

[2]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3页。

[3]均见张杰、杨燕丽:《追忆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4]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93、115、123、144页。

[5]分别是《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和《南岳大师立誓愿文跋》。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402/4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