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不古不今之学及相关问题辩证(3)

另有一点,《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的 “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一言,曾被学者用为否认陈寅恪具有渐进改良政治思想,或其晚年政治主张发生变化的证据。然而须注意的是,陈寅恪此处之 “迂”,绝非一般理解的 “保守”之 “迂”,而是司马温公 《释迂》之 “迂”,乃不同于流俗,自行其道,并深信能遗泽以及后世之意[26]。陈寅恪身处狂飙突进的年代,仍能秉祖辈精神,不为世道变幻所动,不可谓是 “迂”的极致吗?

三、“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湘乡”即曾国藩,“南皮”则指代张之洞。张之论世论学,大体不脱 《劝学篇》“旧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范畴;而曾的议论,应该是指其 《讨粤匪檄》所反映出的“中国文化本体论”思想。在过去,这是一句令人踌躇的话,因为一旦承认这里的“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即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另一种表述,则无异于置陈寅恪于保守之列。而 “保守”一词在近代中国,又绝不是一个中性的说法。但若不承认陈寅恪有保守倾向,则很难为这句话给出合理的解释。汪荣祖曾指出,陈寅恪不似曾国藩、张之洞二人那样重视纲常,所以他的 “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的 “议论”,也必然和前人有异。这是不够严谨的,《王观堂寅恪挽词小序》就明言:“吾国文化之定义,具于 《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27]而在王国维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陈寅恪更是行了三跪九叩大礼[28],足见其在日常生活中对传统纲纪的重视。下文将试举其论著中涉及中外文化者数端,以讨论陈寅恪是否秉承昔贤 “中体西用”的思想。《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云: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29]

这是陈寅恪关于中国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著名论述。在这段话中,陈寅恪以唐代玄奘所创唯识宗为例,证明外来学说若不能很好地与中国固有文化相融合,不管其如何精深,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主流。又因为被陈寅恪视为中西结合典范的道教和新儒家都是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本,以佛教思想为辅,遂使其中 “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的提法有了近似于 “中国文化本体论”的内涵。而在陈氏论著中,可以支持此观点的说法也确不少见,如 《四声三问》曰:

宫商角徵羽五声者,中国传统之理论也。关于声之本体,即同光朝士所谓“中学为体”是也。平上去入四声者,西域输入之技术也。关于声之实用,即同光朝士所谓 “西学为用”是也。盖中国自古论声,皆以宫商角徵羽为言,此学人论声理所不能外者也。至平上入去四声之分别,乃模拟西域转经之方法,以供中国行文之用。[30]

还有 《隋唐政治渊源略论稿》的:

综合隋代三大技术家宇文恺、阎毗、何稠之家世事迹推之,盖其人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统,而又久为华夏文化所染习,故其事业皆藉西域家世之技,以饰中国经典之古制……前贤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若取以喻此,其最适合之义与?[31]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直接引用不说,陈寅恪更明白点出 “同光朝士”和“前贤”,显然是有意将自己与这些人置于同一阵营。但是,同样在陈寅恪的论著中,也存在着与此相左,甚至表面看来完全相反的提法。《论韩愈》云:

退之首先发见 《小戴记》中 《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32]

“天竺为体,华夏为用”,拿这句话和上引 《四声三问》参看,不难发现,在陈寅恪的语境中,“体”“用”的界限也许并不那么明晰。就像陈寅恪所反复强调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是相反相成的关系,二者互为补充,并不存在哪一方是绝对本体的问题。陈寅恪之所以给人一种始终坚持 “中国文化本体”的印象,是因为在他的判断中,中华民族身上所承载的传统文化遗留是与生俱来的,无可更改。这是一个事实判断,而非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式的价值判断。而外来文化,当它能补中国文化之失或与之和平共处时,就可以被吸收保留,甚至完全转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当它与中国文化全不兼容,甚至可能引起血腥的动乱时,它就不应该在中国得到提倡。这是陈寅恪的一贯主张,一种以 “合与不合”为出发点的、理性的中外文化观。其早年关于佛、耶二教的议论,就是有力的证据: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402/4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