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学年选的史学反思新文学中的选学与史学(3)

好的文学批评要考虑到文学史的书写或应具有历史的眼光,要潜在地为书写文学史做准备。事实上,文学史编写的材料也是更多地受文学批评的影响。如果没有文学批评,文学史家评判作家作品的入史地位等必然会有较大的困扰,因为文学史的编写者不可能完整熟知各个作家的创作。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为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它的两大支撑系统,前者的影响主要盛行于建国后,是指导思想层面的,后者的影响要持续更长的时间,因为它已经通过批评的形式凝固了许多的史实,尽管是文学选本却已具有史学的性质。对照当前的文学选本,我们可以发现,编选机构或编选者在选文时缺少评判的稳定性和客观性,缺乏史学视野。“在文学史的意义上,选本作为一种文学传承活动,作为一种特定的经典化活动,其体现出特定的文学观念以及时代性文学思潮的动向,故而成为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对象。”[4]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文学年选的编选者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编选的选本若干年后是要用于文学史编写的,那么这个选本的存在价值就有“商榷”提升的空间。面对当前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后来的文学史编写者很难有精力详细阅读,即便他们殚精竭虑地试图复活已逝去的文学场,也一定体会不到同时代人能感受到的“鲜活”。在这种情形下,文学年选如果不能提供有效的参考,后人对我们时代文学活动的认知必然会更加模糊。十余本或数十本文学年选,所选出来的文章竟然千差万别,如果不是选者能力的问题,就是受主观左右太多。如上文所言,主观因素的过多介入说明编选者更关注自我的喜好,缺少对当年文学创作的全面感知,缺乏为后世留存当前时代文学面貌的追求。在当前阅读快速化,快节奏的社会中,文学年选的出现是一种很好的编辑出版形式,它最符合人们追求的“效益”原则,即花最少的时间读到最好的作品。各种不同文学年选书籍的热销甚或脱销的主要原因在于读者对选家的信任,他们相信经过文化名人的筛选留下的是经得起考验的精品,但翻阅十数本或数十本同一类型的文学年选,发现其间的选文有如此大差异,势必会影响到后续年选的编选。鉴于此,年选的史学性质颇值得编选者关注。

三、结语

年选书籍是当前出版市场中最为盛行的文学类图书,各大出版社争相出版此类书籍的主要出发点恐怕还是效益层面的考量。仔细分析,会发现效益不仅仅是经济物质层面的,还有其它诸多层面的体现,如社会效益等。事实上,即便是单纯经济效益的追求,也有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的区分。从眼前的发展看,年选系列书籍的热销带来的短期效益是可以直观感受的,但如果缺少发现问题和审视问题的眼界,没有更长远的规划,势必丧失一个好选题长期发展的空间。

应该说编辑和出版社对经济效益的追求是其得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立足点,但这种追求绝不应是短期和短视的。在我们国家,出版占有特殊的地位,是宣传导向的重要构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很多时会发生矛盾,产生冲突时以社会效益为重是当前的时代要求。[注]“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服从社会价值，越是深化改革、创新发展，越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推出传世之作绝不是容易的事,但是这个目标却是应该大讲特讲、大树特树的。它不仅应当是编辑个体的追求,更应该是出版单位群体的追求。对于那些社长总编来说,是不是也应该把此作为一个目标、一项施政纲领呢?”[5]就当前文学年选的编选看,传世之作的追求显然不是编辑和编选者的主要追求,但社长总编有无此想法,笔者无法断言。正如孙琇所言,编辑出版应该有一些形而上的较为宏大的追求,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一本书带来的短期的经济效益。在这个层面上,如果文学年选不能走出编选者主观好恶的影响,从史学视角拓展出更大的编写空间,注定将会是阅读市场的肥皂泡。“我们编辑做的是诡异的行当,亦即将人的精神活动转化为商品。正因为如此,若不能为此赌上全部生命,并将这种热情化为语言,传达到创作者的心里,便不是称职的编辑。”[6]见城彻针对的是自己和作家打交道的经验而言,强调编辑要有参与的热情。尽管文学年选与作家直接打交道不似见城彻所言的那么迫切,但编辑的热情一样是不可少的。只有在编辑活动中投入主体热情,才会深入思考文学年选长期发展的可行性问题,也才会关注到数十种选本各自独语、互不相干的不良倾向,才更有利于文学年选和图书市场的良好发展。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402/472.html